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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历史文化


评论(0)|2014-01-01|发布:梦思源 |收藏



张家口历史文化 

一 、独特的区位优势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距离首都北京 180公里,紧靠锡林郭勒草原,自古为北方重镇,有京畿门户和首都的北大门之称。张家口市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万。

张家口处于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四省市区交汇处,东邻首都北京、西连煤都大同、南接华北腹地、北靠内蒙古高原,可谓是四省通衢。京张高速公路、(京)宣大高速公路和丹拉高速公路、张石高速公路,109、110、112、207四条国道,15条省道以及京包铁路、京张铁路、大秦电气化铁路形成了四通八达、贯穿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

处于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植被。北部高原地带海拔1300—1600米,地势平坦、草原辽阔,适合于发展畜牧业和旅游业。南部过渡地带山峦起伏、峡谷叠荡、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分为深山区、丘陵区和河川区,同时还形成了一些河道、湖淖、泉水,而且地热资源相当丰富,是一山川壮美的地方。

处于阴山山脉、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的汇合处,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将全市分为坝上和坝下两个不同的自然区域,形成了独特的气候带。气候特点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北部坝上地区属寒温区,年平均气温为-1—3摄氏度,7月平均气温18—21摄氏度;冬季寒冷,夏季凉爽且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谓是天高气爽、芳草如茵。由于海拔高、纬度低,紫外线照射强烈,工业污染少,是发展无公害错季蔬菜、脱毒马铃薯和甜菜等特色农产品的理想之地。南部坝下地区属凉温区,年平均气温7.3摄氏度,7月平均气温23.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气候宜人。河川、盆地水利条件相对较好,发展特色种植业和林果业有着良好的资源条件,也是夏季避暑的胜地。

二、远古的记忆

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专家考证,或是民间传说以及现存的历史遗址、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均可感受到张家口历史的久远和古老。

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浩繁的史书里,悠久的文化也没有全部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特别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史前史,早已湮没在岩石地层之中。在泥土中沉睡了200万年的阳原泥河湾,由于其独特的地形、地貌,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引起了中外考古学专家的关注,经过80多年的考古研究,终于发现了200万年前人类生存的痕迹。泥河湾的考古发现被确定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泥河湾是河北省阳原县桑干河畔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一带发现第四纪地层而被赋于科学含义以来,以它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地层、泥河湾遗址群等早已超过了这个自然村的概念。成为世界范围内第四纪地质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年代测定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代名词,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圣地,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万卷史书。在泥河湾遗址群中,小长梁遗址作为人类活动发祥地之一,被刻在中华世纪坛262米青铜甬道的第一个台阶上。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被评为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国务院批准泥河湾地质遗址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充满神秘色彩的泥河湾考古研究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1921年以后,外国科学家桑志华、德日进、皮韦托、步日耶,与中国科学家杨钟健、斐文中、贾兰坡、王建等,在这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发掘研究,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这些远古人类留下的遗物,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特别是2001年10月,谢飞研究员在马圈沟遗址发掘出古人类餐食大象的遗迹,使泥河湾遗址的年代有了巨大的突破,把这里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推进至距今二百万年前后。这就是说,人类不仅起源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也有可能起源于中国河北阳原的泥河湾。

泥河湾遗址群堪称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和博物馆。在这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已发现早期人类遗址80多处。在全国已发现的25处100万年以上古人类遗存中泥河湾区域就占21处,其古人类遗址密度之高,年代久远,中国仅有,世界罕见。这里不仅发掘出中国北方最为古老、技术发达进步的旧石器文化遗物,而且早中晚期都相当繁盛。1974年,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和卫奇在泥河湾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发现了距今12.5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和大量旧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对探索现代人的起源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被命名为“许家窑人”。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于家沟、姜家梁等遗址文化层清楚,遗物多达1万余件,有超万年的陶片和玉猪龙,玉质造型与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一样,从而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对农业起源、利陶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200万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话,那么发生在4700年前的那场“涿鹿之战”,似乎就不那么遥远了。正是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先河。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述了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两战后“合符釜山”,将各部落的“图腾”取其精华,共同组合成“龙”的图腾,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大联盟,奠定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根基。黄帝定都涿鹿(“邑于涿鹿之阿”),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崩,葬桥山”)。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定都涿鹿、葬于桥山,都向世人昭示了中华祖源的根在涿鹿;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祖先。

三、文物古迹及历史历史结点

张家口文物古迹众多,仅古城址就达100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8处。

代王城

代王城位于河北蔚县代王城镇。现存于蔚县境内的代王城遗址,是3000年前“先于七国而称王”的代国都城,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幕赵国赵襄子设宴击杀代王,而后兼并代国的历史悲剧。由于代王是赵襄子的姐夫,更给这场悲剧增添了几分哀婉。后人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将这段故事搬上舞台,取名《代国情》,重现了这出政治与爱情交织的历史悲剧。

土木堡

土木堡位于怀来县城的东10公里,为一船形城堡,历来是有名的古战场。辽金时名为“统幕”,是将帅设大帐处,元代陈孚在《统幕镇涛》中吟道:“千里茫茫草色青,乱尘飞逐马蹄生,不知何代开军府,犹有当年统幕名。”后来被称为“土幕”,又被讹称为土木。土木堡南镇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当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那么,“土木之变”何以发生?早在明初,远遁漠北的元朝势力,由于内部纷争,分裂成三大部:南部的兀良哈、东部的鞑靼和西部的瓦剌。十五世纪四十年代,瓦剌在其首领脱欢的率领下统一了蒙古草原,并与其儿子也先不断出兵侵扰明朝北疆。而明朝边防实力渐微。明正统十四年春,也先遣使2000人到京师,谎称3000人,希图冒领赏品,明朝责其欺诈,减去价码。为此,瓦剌十分不满,也先便以此为由,纠集蒙古各部,自大同、宣府、辽东、甘州分兵四路向明朝进犯,也先率大军进攻大同。由于明朝边塞多年失修,武备松弛,也先部队兵强马壮,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边关大片地方。七月八日大同守军吃了败仗,向朝廷报告。当时明朝皇帝朱祁镇(英宗)没有经验,不懂军事,又偏信太监王振。王振力主英宗御驾亲征,以为这样能吓退瓦剌部队。群臣劝阻也无济于事。英宗一意孤行,经过两天的仓促准备,七月十六日率50万大军出征北上,一路上被狂风暴雨侵袭,士兵饥寒交迫,士气大减。行至大同,前方传来小败的消息,就惊慌撤退。在撤退的路上,王振为显示自己威风和高贵,要皇上“临幸”他的家乡蔚州,可大军刚出发不久。王振就后悔了,他想部队途经蔚州,自己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又急令改回原路,这样就为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沙城东10公里的土木堡,安营在无水处。次日也先率军赶到,扎营在水源处,并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个缺水的地方,又无险可守,50万饥渴疲惫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见此情景,先佯撤退,并派使者议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3万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英宗和王振见大势已去,几次试图突围,都被瓦剌军的箭雨射回。英宗身边的护卫将军樊忠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遂挥起大锤,照王振头顶砸去,王振当即死在马下。文武大臣,战死的战死,自刎的自刎,明英宗被俘,除几个大臣和残兵数百人逃得性命外,60多位大臣,50万人马全部覆没。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后,瓦剌兵临京师城下,兵部尚书于谦率领明军死守北京城,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

景泰(明代宗年号)元年(1450年)八月,瓦剌将俘获的英宗由野狐岭放回。英宗回京师后,被尊为太上皇。但他不甘心退下皇位,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发动政变,废代宗朱祁钰(明朝第七代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镇之弟,明宪宗朱见深之叔。)为郕王,并杀害了正直忠贞的兵部尚书于谦等人,改年号为天顺。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驾崩后,其子朱见深(明朝第八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长子)即位,为明宪宗。宪宗即位后,对其父英宗所制造的冤案进行彻底“平反”,恢复了代宗的皇帝封号,为于谦等人昭雪。并令怀来守臣重修土木之祠,立碑记事,不忘昔日英宗远贤臣,用奸佞,导致丧师辱国的惨痛教训,在土木之祠内塑于谦之像,并立碑名扬后世。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题写匾额。祠堂屡毁屡建。到今天主体建筑犹存。

土木之变的教训,引起明王朝对边防守备的重视,于是景泰二年(1451年)筑新保安城,并将保安州治所由今涿鹿城移至新保安,直属京师。新保安城建筑长达 13年之久,城高 3丈 2尺,基厚 1丈 6尺,周围 1240丈,城外还有护城河。素有“北方锁钥”之称。

鸡鸣驿

鸡鸣驿,又称鸡鸣山驿。坐落在河北省怀来县偏西北洋河北岸的鸡鸣山下。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鸡鸣驿村又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驿因山而得名,因驿而设城,以驿名定城名。据专家考证,鸡鸣驿是全国现存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古驿站。

鸡鸣驿所处的驿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以“上谷干道”闻名于世,秦始皇为巡视六国,整治为“直道”,汉代为商贸交流,扩展为“古北平西北干道”,辽代成为连接析津府(今北京)的“五京邮路”,各朝代的扩展延伸,使之成为东经居庸去燕、冀,西至大同、新疆,南通飞狐、紫荆关,北达库仑、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商贸的必经之路。元代创建初期,就曾在这里设立过“站赤”和“急递铺”,负责军政消息的传递。

明代为抵御残元势力的南侵,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此设立了隶属万全都指挥使司辖的鸡鸣山驿。它是宣府镇内外长城间的“极冲”军事驿置,是宣府进京的最大驿站。成化六年(1470年)鸡鸣驿始建土垣,十七年(1481年)筑堡卫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秋为敌攻毁,隆庆四年(1570年)春,在原有城池的基础上,加厚加高,并在城墙内外侧镶包青砖以起到保护墙体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城垣为不规则的正方形,周长六百九十九丈,垣高三丈五尺。

从元代设驿始,驿城兵丁驻防从未间断过,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据《怀来县志》记载,到清朝末期驻兵最多时,驿城驻兵总计达300多人,月耗米493石,饲养驿马82匹,年支马料44石,驿站年支饷银3287两。由此可见,鸡鸣驿城当时在清廷所有邮驿站中的位置已非同一般。

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撤消全国驿站的决定,宣告了鸡鸣山驿驿站政务的终结,并改名鸡鸣驿。

驿城总体呈正方形,东西长约467米,北南宽达463米。墙体为内外青砖包面夯土结构,底宽在7至9米之间,顶宽在4至5米左右,墙体通高约12米。四面城墙上均匀分布着4个角台、26个墙台和东西两座城门,墙台上建有12座更铺,作为夜间值勤兵丁之哨位。墙体顶部外侧密布垛口,间距3.5米。垛墙上有瞭望孔、射击孔和排水孔道。北墙体中部平台上建有双层木结构的玉皇阁,南墙体中间平台上,建有寿星楼。玉皇阁、寿星楼成为驿站最高的瞭望台,蔚为壮观。全驿城占地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

驿城内共有两条贯通东西的大街,其中靠南侧连接东西城门的大街是前街,靠北侧连接东西城门的大街为后街。在东城门以西约80米、西城门以东约110米处,各有一条连通前后街的南北向街道,将全城按“井”字不均等地分为三区九块。城内紧挨城垣四周有宽近7米的环城道路,平时方便城内交通,战时利于迅速调集兵力运送器具登城防守。驿城内前街是最主要的街道,宽约9米,两旁建有各类店铺、门面、作坊以及老爷庙、财神庙、城隍庙等庙宇、戏台及大户人家的居所,是主要的驿站区。清末,前街曾有“商贾一条街”的美誉。庙宇墙壁上还画着很多壁画,前街中区集中分布着观音庙、龙王庙、三观庙和公馆院、贺家大院。公馆院是过往官员下榻的地方,为南北纵列的三进院落,与此院隔街相对的是杠房,为停放本驿和过往官员车、轿之处。贺家大院因八国联军进京时慈搐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在此院居住过而格外引人瞩目。据说,这座院落是当时全驿城的心脏部位,即驿城总署或驿丞署所在地。后街宽约8米,古建筑较少,只有永宁寺、文昌庙和泰山庙、三义庙、马王庙及驿站马号。

驿城的南城墙外,有一条宽约5米的东西向道路,俗称“官道”,是原来的驿道。当时从宣府、新保安辐射过来的驿路就通过这里进出城池。而且为保证驿路与城池的方便接壤,驿城筑建时东西两座城门不是开设在东西城墙的中间部位,而是有意偏向城池东西轴线的南侧。西城门500米处,紧靠驿路,建有一片房屋,是专供过往客人休息住宿的地方。

自鸡鸣驿设置到裁驿前的600多年里,驿城内的古建筑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各种古代庙宇基本齐备,店铺造型也各不相同。但是在裁驿后到今天的90多年里,由于各种原因给这座供后人凭吊研究的城池带来了重创。城墙内墙坍塌,外墙包砖脱落,部分地段出现残断,古代庙宇只剩六座,古代戏台只剩二座,古代店铺和民居自然坍塌,拆改严重,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鸡鸣山

鸡鸣山素有“飞来峰”的美称,坐落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境内,海拔1128.9米,占地17.5平方公里。

鸡鸣山孤峰独秀,伟岸挺拔,气势雄伟。山上怪石峥嵘,谷深壑幽,漫山草木,郁郁葱葱。夏秋之际,更有浮云环山,雾霭缭绕,远远望去,鸡鸣山有时象玉带缠腰,有时若云中奇峰,宛如仙境。从山门沿石头铺成的“之”字形小路盘旋而上,依次可观赏到三楼四柱牌坊、山神庙、萧太后亭、鸡鸣石、观音院、龙骨岩、永宁寺、五指峰、骆驼岩、寿龟峰、朱砂洞、锁路门、避风桥、南天门、玉皇阁、西顶碧霞元君殿、东顶观日台等几十个优美景点。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奶奶”或“泰山娘娘”,是道教中的一位神仙,她的行宫称为“奶奶庙”,人们祈求她赐子赐福,故鸡鸣山又叫奶奶山。

鸡鸣山的最高点为顶峰玉皇阁旁的平石台,登临其上,举目四望,四周绚丽景色尽收眼底,特别是在有雾的季节或是雨后初晴,山上的奇峰怪石淹没于云雾之中,如同大海上的礁石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百态千姿,别致有趣。

登上东山观日台向南俯瞰平原, 使人油然生出极天之感。 洋河、桑干河像两条白练,汇聚到碧玉般的官厅水库,山脚下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古驿站鸡鸣驿更是清晰可见。向北眺望,下花园城区尽收眼底。

置身于顶峰与断崖之间的避风桥上,凭栏四顾,脚下云雾缭绕,身似悬空,仿佛来到了蓬莱仙境。桥面上有块巨石,俗称避风石,人立其上,即使山风劲吹也不觉察。

北魏文成帝、唐太宗、宋太宗、辽圣宗、辽萧太后、元顺帝、明英宗、清康熙帝等历代帝王都先后登临过鸡鸣山,观赏北国风光。

鸡鸣山顶还存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一通古碑,碑文中有:“唐太宗驻跸其下,闻雉啼而命曰鸡鸣”,即是说鸡鸣山为唐太宗所命名。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1696-1706年)的十年间,曾四次驾临下花园,两次登临鸡鸣山。

鸡鸣山佛、道、儒三教并存。山上原有庙宇112间,建筑面积1300多平米,塑像200余尊。这些庙宇始建于北魏太和五年(231年),并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续修,殿堂气势宏伟,翘角飞檐精雕细刻,色彩绚丽,艺术价值很高。

据记载,辽代萧太后摄政期间,在鸡鸣山下修建上、中、下三处花园,为辽国的皇家园林。下花园因此而得名。萧太后惧热,为了消暑,在鸡鸣山上修筑了凉亭,人们把这个亭子称为“萧太后亭”。

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创建永宁寺,又叫中寺。

元朝世宗至元二年(1265年)八月京师地震,鸡鸣山为震中,致使庙宇毁坏。当年,太师右丞相伯颜答刺罕(答剌罕,突厥、蒙古两族长期沿用的官号。)自己出资修复永宁寺,修筑避风桥,重塑佛像等。工程竣工后,聘请西域高僧宣讲佛法,为国祝福。

涿鹿县

涿鹿之野是4700多年前黄帝与炎帝进行阪泉之战,黄炎联盟与蚩尤进行涿鹿之战的地方,为中华第一古战场。涿鹿之野即今涿鹿县矾山一带。

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发生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兵,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记载,涿鹿之战后,黄帝在涿鹿“合符釜山”,定都涿鹿,开创了“千古文明开涿鹿”的千秋伟业。

相传居住在陕西的炎帝、黄帝两部族相邻而居,都比较强大。黄帝居于姬水,炎帝居于姜水。为了寻找开阔肥沃的定居之地,黄帝部族向东迁徙,东渡黄河,沿太行山千里跋涉来到了桑干河下游的涿鹿一带。

与此同时,炎帝部族也相继东迁。炎帝部族沿黄河南岸向东行进,到达今山东一带,与蚩尤部族发生了战争。炎帝敌不过蚩尤,便跑到涿鹿向黄帝求助。黄帝不愿参战,黄炎两部族在阪泉打了三仗,炎帝族大败,史称“阪泉之战”。经过阪泉之战,炎帝归顺了黄帝,结成了以黄帝为首的部族联盟。

这时蚩尤也追到涿鹿,并修筑了营寨,号称蚩尤寨,准备与炎黄联盟争一高下。黄帝炎帝部族联盟,在涿鹿之野与蚩尤部族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山海经·大荒北经》是这样说的:“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场被后人神话了的涿鹿之战以黄帝胜利而告终。

蚩尤死后,其部族一部分归顺了黄帝,一部分南下和土著的苗蛮部落合并。战后,炎、黄、蚩三部族结成一体,定居在桑干盆地,日益强大,合符釜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唐代大诗人胡曾在游涿鹿山时,曾对这场战争发出如下感慨:

涿鹿茫茫白草秋,轩辕曾此破蚩尤。

丹霞遥映山前水,疑是成川血尚流。

现在涿鹿之野还有一处高地,传说是黄帝指南车的停车台。

黄帝城

黄帝在涿鹿建立城邑,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最权威的为《史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他史志如《魏土地记》载:“下洛城(现在的涿鹿城战国时旧称)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晋书》云:“黄帝都于涿鹿。”唐代《括地志》记道:“涿鹿本黄帝所都也。” 这些历史文献都说明,涿鹿是黄帝所建中华第一都城的所在地,是4700多年前华夏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涿鹿黄帝都城的建立,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黄帝城,即涿鹿故城,亦称轩辕城,位于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50米处。为不规则方形,北宽南窄,相差30米,北墙长540米,南墙长510米。东西相差50米,东墙长500米,西墙长450米。面积约300亩。黄帝城东、西、北城墙保存较完整,南城墙有几处豁缺,东南角坍塌于轩辕湖水中。城墙外沿为叠土,内沿为夯土修筑。夯土层厚15厘米。城墙上顶宽2.5米,下底宽10米,高6米。最初时只有一座南门,后来为城内百姓吃水方便又开一东门,如今两门都成了豁口。

1998年 对黄帝城进行了发掘,从出土的陶鼎、陶壶、陶豆等遗物及城墙的发掘结果分析,城址的建筑年代当为战国、汉代。但城址下叠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黄帝在此活动是可能的。

黄帝泉

黄帝泉位于黄帝城东500米,传说是黄帝濯浴的地方。黄帝泉又称阪泉、矾水。关于这眼古泉,史籍多有记载。《魏土地记》载:“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汉书·刑法志》说:“涿鹿在上谷,今现有阪泉池、黄帝祠。”晋《太康志》记:“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

黄帝泉有许多神奇之处。池底有状如北斗七星的七个泉眼,据测源于5000米深处,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枯竭,天涝不外溢。水温常年保持在12.5—13.4℃之间。水深色如沉墨,掬起晶莹清澈。

当地人也称黄帝泉为“黑龙池”。相传阪泉之战初期,炎帝让兵士们从山上砍了许多干柴堆在黄帝城四周燃烧,大火熊熊,烈焰冲天,城内人被烟薰火烤得乱做一团,眼看城池就要丢失。忽然,从黄帝濯浴的泉水中飞出一条腾云驾雾的巨大黑龙,黑龙飞到黄帝城上空张开如盆大口喷出瀑布一般泉水,很快将大火浇灭,之后又钻入泉中。为表彰黑龙的解围之功,黄帝赐名此泉为“黑龙池”。后来,人们在泉边盖了一座黑龙庙。塑像时黑龙坐北面南,而黑龙却自行掉过来面北而坐,几次掉过去,都又掉过来。人们说,应龙本是天上管雷雨的神龙,因在涿鹿大战中杀了蚩尤,致使许多人伤亡,涿鹿大战后被罚不得上天。他面北而坐,是因为他时刻关心黄帝的事业,想念他的家园黄帝城。现在黄帝泉边又盖起了龙王庙,庙中塑像依然是那位黑脸龙。

三祖堂

位于涿鹿县的矾山镇,它在5000年前是兵家必争之地,是黄帝、炎帝、蚩尤争战、融合、建都立业的地方,黄帝城旅游区有中华三祖堂、轩辕湖、黄帝城遗址、黄帝泉、炎帝营、蚩尤寨、蚩尤坟等23个景点。

第一个景点叫中华三祖堂,里边塑有黄帝、炎帝、蚩尤帝三位祖先的塑像,在《魏土地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下洛城(今涿鹿)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

黄帝、炎帝、蚩尤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黄帝中的黄与我们历代帝王所说的皇不同,这是因为它宽厚有德,厚德为土,由于他是以土德王,而土的颜色是黄色,因此我们称他为黄帝,之所以叫他是轩辕黄帝,是因为它与造车有关。车的长本为轩,横本为辕,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尊称它为轩辕黄帝。

炎帝是农业的老祖宗,中医的祖师爷,我们通常所说的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中百毒之说就说的是他们。燧人氏把火引用到了原始农业生产当中,而刀耕火种还应首推炎帝,由于他与火有关,而且是火上加火,因此我们称他为炎帝。

蚩尤帝,蚩尤的解释是一条罪恶的虫子,这是在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下对蚩尤的一种错误评价,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国家、民族、阶级,他们之间的战争也只是为了生存而战,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因此也就不能用我们现在所说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观点来论英雄,其实蚩尤率领的九黎集团是当时力量最为强大,生产力发展最先进的部落联盟,因为战败了,后人就把他贬为反面人物,现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以苗族为主,公开称蚩尤是他们的祖先。

涿鹿之战奠定了中华一统的基础。在涿鹿之战后,黄帝召集各部落的首领在现在釜山上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大联盟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黄帝塑造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物龙。我们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但是要说起龙的由来,就要与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动物的头联系起来了,它们分别代表的是各部落所信奉的一种图腾,如果单以一种图腾为象征物,别的部落肯定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黄帝把各部落的图腾取其一点归纳在一个动物的身上,这就是龙。龙是由狮头、羊须、马鬃、鹿角、鹰爪、鱼鳞、蛇身、鱼尾组成的,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称为自己是龙的传人的由来。

黄帝经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之后,统一了北方各大部落联盟。天下一统后“邑于涿鹿之阿”,即在涿鹿山边建立了中华第一座都城,在黄帝建都之后就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大创造。

“仓颉造字”,仓颉(jiá古音中没有jié的读音)是黄帝时候的一位文官,是汉文字的第一发明人。

“指南车”,是黄帝手下一位叫风后的大将创造出来的,在弥天大雾中指挥方向,帮助黄帝战胜了蚩尤。

“迎日推策”,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发明了黄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农历。

“制礼乐”,打击乐器。发明了12音律。

“铸鼎”,定刑律,在黄帝的时候就有了刑法,叫人们要依法办事。

黄帝的原配妇人嫘祖,她使我们祖先脱掉了树叶和兽皮。

“崩葬桥山”,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就是说黄帝死后葬在了桥山,那桥山在什麽位置上呢?在《魏土地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此处即是黄帝的陵寝地,通过历史记载,地理结构考证,证明史记中所载的桥山是现在涿鹿县温泉屯乡里虎沟村的桥山,历代的不少帝王都曾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以太牢(即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shǐ,猪>三牲全备为“太牢”。)祭黄帝。那就是说只有到达涿鹿,才能登上桥山,才能以三牲祭黄帝,这就很明确地说明涿鹿的桥山是真正的桥山,黄帝崩葬之地。

“冶金治兵”,蚩尤部落在打造军器,制造青铜器。蚩尤墓现今在我们国家有数处,为什么一个蚩尤帝会有这么多坟墓呢?黄帝把蚩尤分尸七段,它的后人把它分埋各地,另外九黎战败后,他的后裔不断迁徙,在迁徙的沿途建一些异冢,纪念他的祖先,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涿鹿现在就有三座蚩尤墓,最近在西蚩尤墓已经发现了真的墓葬,但没有发掘。有的专家认为,涿鹿县塔寺村的蚩尤墓是他的真身墓。

“涿鹿之战”,这场战争是发生在山东的,历史把这场战争叫“登九淖伐空桑”,九淖指的是九股水入海造成黄河泛滥,空桑是炎帝一座城的名字。

“蚩尤三寨”,是当年蚩尤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它按地势可分为南寨、中寨和北寨,北寨是前沿阵地,中寨为指挥中心,南寨是后勤保障基地,作战易守难攻,这三个寨子的遗址在现在的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在北寨的南端有一株1200多年的似榆非榆的无名怪树,为什么是怪树呢?是说它的树叶和树身均与我们的普通榆树相同,但到秋天便会在这棵树上结一种黄色的浆果,榆叶与浆果混生,蔚为奇观,当地老百姓也称它为“蚩尤怪树”。

炎帝在现在的东灵山上制药和采药,“艺五谷”,教人们学种地、播种五谷。一种工具叫耒耜,是现在所使用的犁的前身。

“焚林垦荒”,炎帝把森林和荒草烧成灰以后,成为肥料,开垦荒地、刀耕火种。

另一场战争叫“阪泉大战”,据《史记》记载: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战胜炎帝,炎帝归顺于黄帝,组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炎黄联盟。黄帝并没有像对待蚩尤那样把他杀死,而是把他撵到了湖南一带,所以现在湖南建有炎帝陵。

桥山

桥山位于涿鹿县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崇山峻岭中,巨大拱形石桥,飞跨涧谷,巍然屹立在高山之巅。其势由西向东南横空飞架一道深渊之上,此山因此而得名。

这里也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黄帝崩,葬桥山”的黄帝陵寝地。历代不少皇帝都曾“辛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以太牢祭皇帝”。有北魏的拓跋珪、东晋的司马德宗等。

蚩尤寨

蚩尤寨为炎黄蚩三祖在涿鹿大战时蚩尤安营扎寨的地方,可谓京西第一古兵寨。位于涿鹿县矾山镇西南3公里的一处黄土崖上,为三所犄角互恃、紧相毗连的土寨残垣,分南、中、北“三寨”。南寨东西宽72米,南北长100米,其西墙、北墙尚存,东墙残存一小部分。中寨距南寨200米,只留西南角少数残垣。北寨距中寨300米,呈长方形,东西宽100米,南北长120米,西北东三面墙尚存,南墙残存二段,高3-8米,夯层清晰。

蚩尤寨出土文物有陶器和石器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纹饰有粗绳纹、篦点纹、压印方格纹等。陶器有鬲、釜、罐、盆等。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石镞、石斧等。

传说蚩尤寨是在涿鹿之战中蚩尤城被应龙(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一种有翼的龙)蓄水冲毁后,又在城西高土崖建造的。当时战争形势对蚩尤不利,蚩尤从蚩尤城败退后,躲在这三个寨子里,继续与黄帝作战。

据考证,北寨为前沿阵地,易守难攻,南寨为后勤供应基地,中寨是蚩尤当年的指挥之处。

当时,黄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在对蚩尤寨的攻击中,又受到蚩尤的顽强抵抗,久久不能攻下。后来,黄帝想了个法子,从寨子外面挖掘地道,一直把寨子掏通了,黄帝的士兵得以里应外合,才把蚩尤寨攻破。

合符坛

 《史记》记载,黄帝在涿鹿之战后,曾“合符釜山”。符为古代信物。合符,即黄帝与各部族首领会盟议事,并公推黄帝为各部落共同的领袖。这次合符盛会,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中华民族产生、发展、壮大、统一的基石。

“合符文化”是以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中华先民经过长期的合作、冲突、融合而共同创造的一种中华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理念。合符文化即融合文化、和谐文化、团结文化、统一文化,它体现着凝聚的力量,是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永不衰落、历经艰难而永不败退、历经兴衰而永不泯灭的最基本、最坚实的思想文化支撑点。

釜山,位于涿鹿县西南十公里处,远看象一口倒扣的深锅。釜山上至今仍留存着古合符坛,四周有镇石,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正方位。坛上有丹墀地,为黄帝祭天的场地。内有合符石,经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石面上的图文已风化模糊,但仍可辨认。在合符坛的遗址里,仍留有大量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不仅是涿鹿的人文资源,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蔚县

蔚县历史源远流长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蔚县古称蔚州,又名萝川,曾是古“燕云十六州”之一。蔚县在壶流河流域,不仅有相当于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距今约六千年)、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的文化遗存,而且还有夏和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古老的文化积淀无疑让蔚县散发出历史文化名城的浓浓气息。

殷商时期为代国,春秋属晋,战国归赵,秦设代郡,北周宣武帝时始置蔚州,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1913年改州为县。这里是燕赵旅游胜地的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旅游景观的补充和延伸。

悠久的历史,为蔚县留下了大量令人惊叹不已的人文景观。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文物遗留存780余处,古建筑保存最多,达580余处,其中国家级保护单位有玉皇阁、南安寺塔、释迦寺、代王城遗址及汉墓群,省级保护单位19处,馆藏文物5600多件。

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明洪武十年重修的蔚县县城,是京西现有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城内的玉皇阁、南安寺塔、释迦寺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还有省级保护单位8处,县级保护单位7处。这些带有辽、元、明、清各时期建筑风格,体现儒、释、道不同文化特点的古建筑群,连同县城周边的国家级保护单位代王城遗址、罕见的融三教文化为一体的重泰寺,保存完好的元代工部尚书王敏的书院,及遍布全县的古城堡、古民居、古戏楼等,构成了蔚县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赢得了“地上博物馆”的美誉。

蔚县古建以古城堡、古寺庙、古戏楼、古民居为主。古有“八百庄堡”之说,有村便有堡,见堡则是村,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堪称奇观。

凌登五台山顶,俯阅平川,从南山脚下,排到北部丘陵,城连着城,堡套着堡,连堡成镇、城中建城、堡里套堡,气势恢宏,气象万千。蔚县庙、宫、观、寺、院、庵、祠、塔数量位河北省之首。集中了辽、元、明、清、民间年间的古庙宇具备种类齐全、结构奇特、彩绘精美的特点。

境内每有村寨庄堡,便有古戏楼,形式多样,种类齐全。面观戏楼、三面观戏楼、穿心戏楼、排子戏楼、灯影戏楼、家院戏楼,娓娓观来,令人目不暇接。

古民居集民俗、美学、建筑、雕塑于一体,可见四合院、四进套院、九连环院等。暖泉镇西古堡集古民宅、古寺院、古城堡、古戏楼为一体,呈瓮城形制结构。内存明清风格民宅180所,较大连环套院5所,规整四合院49所。

地藏寺分上下两层,为天井式建筑。上层建有藏殿、大殿阎君殿、鬼王殿、观音殿、三义庙、马神庙,钟鼓楼;下层建有12个全砖券窑洞。 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蔚县的古建筑可谓奇多。

宣化府

宣化历史悠久。

战国至秦汉属上谷郡,

唐代置武州,

文德元年(888年)设文德县,始建宣化城。

辽改武州为归化州,

金改归化州为宣德州,

元中统四年(1263年)始置宣德府。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改宣德府为宣府。

次年,置前卫、左卫、右卫,遣将卒把守。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展筑宣府城,边长“六里十三步”,周长达12公里。

次年,皇子朱橞受封谷王,就藩宣府,宣府成为边防重地。

明正统五年(1440年),城垣包砖,六年后竣工,城高池深,气象雄伟。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废宣府卫所,取宣扬教化之意,改置宣化府、宣化县,府县治所均在宣化城内,宣化由此得名。

宣化为历代军事重镇,有“京师锁钥”、“神京屏翰”之称。《宣化府志》记载:“宣化全境,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居庸屹险于左,云中固结于右,群山叠嶂,盘踞峙列,足以拱卫京师。”明代为九边要镇之一,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和屯兵最多,号称“九边之首”。从明英宗开始,朝廷向宣府派遣级别高于都指挥使的镇守总兵,佩镇朔将军印,原万全都司最高长官、正二品大员都指挥使,也直接隶属总兵调遣。

宣化府军事工事坚固。历代修筑墩台1948座。据志书记载,仅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北方部族经宣化南入的较大战争就达70余次。

乾宁元年(894年),太原李克用大举出兵攻幽州,并占领武州。

元太祖八年(1213年),铁木真率兵攻陷宣德。

明永乐八年—二十二年(1410—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驾巡宣府镇城。

正统十四年(1449年)6月,蒙古族瓦剌答部入侵宣府;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率兵攻破宣府,巡抚朱之冯自杀,总兵王承允迎降。

在宣化历代战役中涌现出了一批如于谦、杨洪、罗亨信等文武兼备、忘身爱国的忠烈之士。

宣化曾是京西的政治中心。历代帝王常来宣化巡视。

明武宗朱厚照在宣府建镇国府第,留下了不少风流韵事。

清康熙皇帝七次北巡、西征均在宣化府整顿军队,筹集粮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十二月驻宣化,赐口北道尹诗一首,赐宣化总兵“娴训练”匾一块,赐宣化知府“亲民”匾一块。

宣化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清远楼、镇朔楼及辽墓壁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拱极楼、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五龙壁砖雕、旧城垣、时恩寺及辽代壁画墓群二区。此外,还拥有一批如立化寺塔、大北街的马宅和都司街的南宅四合院、六中院内的“武庙”大殿、按院街内的张自忠将军故居、慈禧西行时的行宫等极具开发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

宣化是文化教育中心。

嘉靖七年(1528年)建立上谷书院,

嘉靖三十五年(1756年)开设柳川书院(今宣化一中),

清末民初,文化教育迅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宣化是内地同蒙古进行商品交换的集散地,素有“陆路商埠”之称。

明嘉靖年间,宣府开设“马市”,官方以布帛易鞑靼马匹、皮张。

隆庆元年(1567年),宣大总督王崇古再开市场。

万历年间,民市已具相当规模。

清朝统治稳定后,贸易又趋繁荣。大德泉缸房、太和春药店、朝阳楼饭店、吴德裕茶店、四和顺茶铺等均在这一时期开张。

光绪年间,山羊皮褥一度成为宣化销往外地的抢手商品,并曾向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出口。

宣统二年(1910年),宣化商号达160余家。

下八里辽墓群

下八里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北4公里的河子乡下八里村,虽是宣化的一个小村落,但由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挖掘出十余处辽代的墓葬,特别是发现了大量绘于墓室顶部和墙壁上的壁画,那就是驰名中外的下八里辽墓群。

万全城

万全城地处张家口西北翠屏山长城脚下,是倚顺山坡而建的一座卫城。距野狐岭南德胜口1.5公里。

永乐元年(1403年)筑城。

次年,宣府镇万全右卫治所迁於此。

正统三年(1438年)砖包城墙,周长六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而定型。城呈菱形而显独特。

万全县城外墙保存完好,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万全城原名右卫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万全改卫置万全县,遂成县治所并改称万全城。

1983年因县政府移至孔家庄而成为万全镇政府所在地。但其始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万全卫城俗称“轿子城”。这是因为该城只开南、北二门,且两门外均有瓮城。东、西两侧虽然无门,却也筑有突出城外的类似瓮城一样的城墙,仿佛轿子两边的杠穿。两条自然形成的河床分置两边,又如同两条轿杆将轿子抬起。

《元史·太祖本纪》载: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命左万户木华黎率领的敢死队为前锋,以其统帅的蒙古铁骑乘势突袭,横扫抚州(今张北)、野狐岭,穿越狼窝沟黑风口、列阵于德胜口万全城一带,激战于洋河北岸会河堡(今孔家庄),使金兵40万大军彻底崩溃,而金王朝自此一蹶不振。成吉思汗亲帅蒙古铁骑一路攻城夺邑,直至夺取金国德兴府(今涿鹿县城),后因他中流矢负伤,撤兵弃城,重返北地。

《明史》载,洪武三年(1370年),明大将军李文忠率军经万全卫城,出塞攻克兴和(今张北)。

四年后,明大将蓝玉又率军经万全城重克兴和。

永乐十二年(1415年),明永乐帝亲帅六军经万全卫城,出征兴和,迎战瓦剌部头领马哈木,马哈木败逃。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万全卫守备江福,与明英宗朱祁镇密派的军士高斌合谋,在野狐岭设伏,将叛君事敌的太监喜宁擒获,将其送京伏诛。

金莲川

金莲川位于河北省北部塞外沽源县老掌沟境内,东南距首都北京200公里。地处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河北省沽源县和内蒙正蓝旗境内,它是一条南北走向蜿蜒曲折的狭长地带,其中沽源县境内部分是整个大川的腹地,南北长70公里,东西宽23公里,面积1600平方公里,川内有草地、闪电河及辽金元古文明遗址。

金莲川原称葛里浒东川,是辽代传统的纳钵(指帝王避暑和渔猎活动)之地。《辽史》中又称“陉头”、“凉陉”。

天显四年(929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六月首次在这里“纳钵”。

景(宗)、圣(宗)时期,几乎年年都到这里消暑狩猎,成为他们的重要活动地域。

大定八年(1168年),金世宗策马来到这里,见满川耀眼的金莲花正开俏丽,取其“莲者连也,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遂将葛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

金莲川不仅具有优美的自然风韵,还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可以寻访到辽金元帝王的遗迹。

大定八年(1168年),辽世宗确定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场所后,就建立了行宫景明宫。

金大安元年(1209年),金莲川的行宫被入侵的蒙古人大火焚毁,残留遗迹隐约可现。

到了元代,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驻帐于滦河上游金莲川地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实现其“思大有为于天下”的目的,广泛延揽人才,“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它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为大元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80年5月,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察罕淖儿行宫,号“西凉亭”,占地10万多平方米,辟东、西、南三门,其结构与元上都、东凉亭一样,均体现出元代早期草原皇家建筑的特色。宫墙内的中心建筑是“亨嘉殿”,其址南北长70米,东西宽36米,墙高3.3米,《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察罕淖儿“城中有大宫一所”,即是指此。

忽必烈从此每年驻跸这一地区,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之后,察罕淖儿行宫便成为诸帝巡幸两都间的重要活动之地,成为金莲川乃至北方草原上仅次于上都的名宫。

这就是198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小宏城遗址,它位于沽源县闪电河乡境内。

梳妆楼古墓群

梳妆楼古墓群坐落在沽源县城正东7.5公里处的金莲川腹地,东临闪电河,南望蜘蛛山。整个墓群依山傍水,风景秀丽。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梳妆楼坐北朝南,为青砖穹窿顶结构,通高9.1米,建筑平面为正方形,每边边长10.7米,墙体底部厚1.6米,向上逐渐收分。每面墙体上部呈“山”字形女儿墙,顶部叠涩出三层楼檐,呈犬牙交错之势。南面墙体中部辟一横门,一券一伏砌法。券外饰一周“凹”形嵌线,券门上方为栏额,门两侧为砖砌立夹。东西两面墙体辟窗。楼内下方,中为八角,每角用砖砌出立柱,上为栏额、普柏枋,再上为砖砌单抄四铺座斗拱,斗拱上为层层叠涩而成的巨大穹顶。据《口北三厅志》记载,梳妆楼位于辽之“凉陉”、金之“金莲川”地区,辽景宗和萧太后在此建有“凉殿”,辽帝、太后及大臣经常在此纳凉避暑,俗称萧太后梳妆楼,蒙语“察汉格尔”,意为白色房子。

数百年来,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梳妆楼被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因此而衍生出许多美妙的传说。

1999年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梳妆楼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中发现楼内是一座埋藏了700多年的元代墓葬。经发掘清理,墓葬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墓穴由砖墙和木椁隔为三个墓室。中室棺椁齐全,令人称奇的是中室棺木完全是用一段完整的松木做成。

元末明初文人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中这样写道:“元朝宫里,用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而发掘的这座墓葬正巧印证了叶子奇的记载。

中室棺木合则为一段完整树木,棺外有三道宽6公分、厚0.5公分铁条束之。棺内尸骨为男性,虽遭盗掘,仍出土了马鞍、马镫、铅灯、弓箭、铁剑、铜质印章、织金锦衣物残片、皮革马靴等随葬品。在尸骨胸部出土了一付完整的鎏金银质带饰,上面有二龙戏珠图案,制作精美,堪称珍贵。

东、西两室尸骨为女性,显然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保存完整的西室棺木为柏木做成,厚9公分,棺木内距棺底5公分有一层隔板,隔板厚3公分,上面有七个圆洞,圆洞排列形状与北斗七星相一致,故又称为“七星棺”。从发掘现场和隔板下的残留物中分析判断,隔板上原放置尸骨,隔板下放置了香料和防腐材料。

东、西两棺内出土了一件较为完整的丝织上衣,上有用梵文书写的文字。还出土了皮制钱袋、金簪、宋代铜钱、衣服残片等一批随葬品。

2001年和2002年两次考古发掘,又在梳妆楼四围发掘并清理墓葬24座,建筑遗址两处,出土了一大批极有研究价值的随葬品和文物标本。其中,又发现了三具不同形状的木棺。和一块青石残碑,碑上有“襄阔里吉思,敕撰,臣为”等文字,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专家论证,初步确定这是元代驸马、忽必烈之外孙阔里吉思的家族墓地,也就是处亲王墓地,梳妆楼正是阔里吉思墓的地上享堂。

阔里吉思是汪古部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其家族世代为汪古部部落长。史载“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尚忽答的迷失公主(裕宗女),继尚爱牙失里公主(成宗女)。成宗即位,封高唐王。驸马封王,盖自汪家始。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大德二年(1298年)秋,敌兵果大至,三战三克,阔里吉思乘胜逐北,深入险地,后骑不继,战马陷敌,遂为所执,竟不屈而死焉。大德九年(1305年)追封高唐忠献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后追封为赵王”。据此,可推断梳妆楼应建于1298—1305年之间。阔里吉思出身显贵,为在位皇帝的乘龙快婿且为国而战死于敌阵,功德显赫,故而其墓地和家族墓地修建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可想而知。

梳妆楼元墓群的考古发掘,是考古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就其建筑本身而言,采用一水青砖结构,没有一木一钉。从下至上逐渐收分,顶部呈穹窿顶,外观酷似蒙古包,既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又具有典型的西域风情,这种建筑形式在全国的国保单位中是绝无仅有的。

梳妆楼距今700多年,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历经多次地震和风吹雨蚀,依旧巍然挺立,其抗震性和耐久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梳妆楼本是墓葬的地上享堂,这种丧葬习俗与蒙古人的葬法是截然不同的,这为研究元朝多民族国家的丧葬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实物资料。

梳妆楼发现的四座树葬墓,填补了树葬墓只有历史记载而未见实物的空白。

梳妆楼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元代王爷陵墓。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随葬品都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堡子里

堡子里是张家口堡的俗称。张家口堡是张家口市最早的城堡,是张家口市区的“原点”与“根”。张家口堡是明代长城九边要冲宣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阻击蒙古军队的进犯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它在战争中从未失守过,故以“武城”之誉而名冠北疆。

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5年),距今已有将近六百年的历史,张家口堡初建是一个屯兵的城堡。建堡之初,堡内的大多建筑为官衙、官邸、豪商私宅、宗教场所占有。后来,依附于城堡的寺庙、民居、街市才陆续建成,堡东的武城街即因靠近武城而命名,这是全国唯一一条以武城命名的街市,它是边关重镇商文化和武文化的结节。

张家口堡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为什么不在西北修门?为的是防备西北草原游牧部落的骑兵突袭。现在进出堡子里要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叫西豁子,是后来人们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子所以叫做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建成一百年后由后来的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期前后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1529年),指挥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一小门。可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考虑还是把门开的很小。小北门下面是北关街,实际这是条干涸的护城河。

堡子里初建堡方四里十三步,墙高三丈二尺。成化十六年(1480年)因人口增加展筑关厢,周五里。明朝后期,明廷与蒙古俺答部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茶马互市”,张家口堡的功能也相应发生变化,由单纯的军事城堡演变为兼有贸易功能的边境城市。

史籍记载,堡子里还有许多庙宇,如:千佛寺、关帝庙、奶奶庙、真武庙、城皇庙等50多座寺庙,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玉皇阁关帝庙、奶奶庙、孔庙等,环堡四周有财神庙、药王庙、马神庙、清真寺。

张家口堡是张家口的发源地,是张家口的母体,是张垣大地历经600年沧桑岁月,逐步成长繁荣的历史见证,与张家口这座城市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察哈尔

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又一名称。这个名称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今已有240多年的历史。自从清廷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并建察哈尔都统署之后,民国年间的察哈尔都统公署、察哈尔特别区、察哈尔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察哈尔省,无一不是以察哈尔命名,并以张家口作为其首府或大本营的。因此,察哈尔的名字是与张家口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察哈尔是张家口历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

何谓察哈尔?察哈尔地处内蒙古中部,为蒙古族所居之地,人民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

关于察哈尔名称的来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时代久远、范围较广的说法为:“察哈尔”来源于沽源县平定堡镇北部的一片湖水。辽金时代叫“羊城淖”,元代叫“察罕脑儿”,又叫“白海子”。至元十七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成了“白海行宫”,亦称“察罕脑儿行宫”。由于蒙族驻牧、建部于此,并以察罕脑儿行宫之命名其部,一直沿袭到今天。“察哈尔”即是“察罕儿”一词的同音撰写。

明嘉靖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势强,元后裔达赍逊受俺答汗压迫,害怕被其吞并,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率部徙牧于辽东边外(广宁以北之地),因近“边”故称所部为“察哈尔”(蒙语“边”的意思),这是察哈尔名称来源的另一种说法。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有关蒙古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察哈尔原系成吉思汗蒙古部落中的一支。察哈尔的前身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当时这支1万人的军队,是从蒙古各个部落中择优挑选混合组成的,他们驻扎在成吉思汗大帐周围,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帐的兵器、车马、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因勇猛善战和周密护卫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扬和喜爱,赞誉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此后,这支护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清政府将察哈尔部众迁徙到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安置。

康熙设置察哈尔八旗。满族统治者在征服蒙古之始,就将满族八旗制度推广于蒙古原有的政权系统,建立了盟旗制度。明崇祯二年(1629年)归顺皇太极的部分蒙古人,陆续按八旗组织形式编为蒙古八旗,主要驻防北京和伊犁等地。清朝统治者还将蒙古分为“外藩”和“内属”两部分。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的蒙古为外藩,直属理藩院。绥远土默特、察哈尔、呼伦贝尔境内的蒙古为内属,直属当地的都统、将军。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平息布尔尼叛乱后,清朝又将察哈尔部正式编为朝廷直接控制的察哈尔八旗和四牧群。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置左右两翼,正蓝、正白、镶白、镶黄四旗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黄、正黄、镶红、正红四旗驻张家口外,镶蓝旗驻杀虎口外。各旗设总管一人,有关大事上报都统或将军裁决。八旗四牧群,均由在京都统兼领。

清廷对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的管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过长期演变,才最后设置了察哈尔都统。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廷设置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由在京都统兼领。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的户口、婚姻、田亩及稽查盗匪事务。

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分设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管理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黄、镶黄四旗事务。

两年后,又设置了独石口理事同知厅,管理察哈尔东翼的治安、盗掠等事务。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在张家口始设察哈尔都统,统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总领旗兵,而不理政事。

次年,于张家口来远堡南面建察哈尔都统署。

从此,察哈尔都统一直在张家口行使职权,直到清朝的灭亡。由于察哈尔都统设置在张家口,张家口也成为清朝对蒙古族进行统治和联络的重要城市。

当时察哈尔都统的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口、张家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四子部落,广袤千里。

察哈尔都统署置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驻张家口,掌管察哈尔之军政及察哈尔八旗游牧之事。其衙门有笔帖式四人协助办事。其下有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骁骑校等官。并设有游牧处,设理事官八人,分管八旗游牧之事。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整整150年间,清政府共任命了79人担任88任察哈尔都统、代都统和署理都统之职。据有关史籍和《张家口文史资料》记载,担任察哈尔都统的情况是:

乾隆年间有:蒿椿、巴尔品、伍格、安泰、巴禄、常清、乌尔图纳逊、积福、保泰、博兴10人,12任(乌尔图纳逊先后3次任都统)。

嘉庆年间有:观明、佛尔乡额、贡楚克扎布、庆怡、兴肇、成宁、本智、祥保、松筠、伊冲阿、庆溥、富兰12人,13任(贡楚克扎布2次任都统)。

道光年间有:瑚松额、和世泰、博启图、福安、福克精额、武忠额、凯音布、苏勒通阿、乐善、赛尚阿、布彦泰、璧昌、铁麟、禄普、阿彦泰、裕诚、双德、赓福19人,21任(铁麟3次任都统)。

咸丰年间有:恒春、西凌河、花山太、庆钧、穆隆阿5人,7任(西凌河、庆钧2次任都统)。

同治年间有:阿克敦布、福兴、色尔固善、裕瑞、文盛、杜嘎尔、额勒和布、庆春、奎昌9人,11任(额勒和布、庆春2次任都统或署理都统)。

光绪年间有:瑞联、春福、穆图善、景丰、祥亨、谦禧、吉和、永德、绍祺、托伦布、奎斌、德铭、祥麟、芬车、奎顺、麟魁、升允、溥颋,松寿、诚勋、溥良、黄懋澄、冯国璋、何宗莲24人,24任。

察哈尔都统曾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多民族国家作出过很大贡献。

张北县

张北县是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融汇地,水草丰美,民情淳厚,历代皇亲国戚到此巡幸、游猎、避暑。修建于1307年的元中都驰名中外,是与成吉思汗的都城哈拉和林(现在蒙古)、大都(北京)、上都(蓝旗)齐名的元代四大都之一,谱写了草原文化的鼎盛和辉煌。元中都遗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境内的中都草原是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组成部分和精华。这里生态系统完整,有“沙平草远望不尽”、“风吹白草天无际”、“深草卧羊马”之咏。绿草、蓝天、白云、牛羊成群、驼铃声声、百鸟欢歌、蒙古包、奶茶、手把肉、羊肉蘑菇汤、莜面窝窝香,一派塞外草原风情。

坝上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北纬41°8′,东径114°线上,是纬度最低、距北京最近、保护最完好的原始草原。

草原海拔 1400米,属大陆季风型高原气候,特点是春秋时短,冬季偏长,夏季无风无暑,清凉宜人,七月平均气温17.4℃,最炎热的天气也不超过24℃,适宜消夏避暑,丰草期从六月至九月,这一时期是草原旅游的黄金季节。

元中都

元中都又叫白城子,蒙古语,插汉巴尔哈逊城。这一带古称旺兀察都,地处大都北京、上都正蓝旗开平之间,北可通往漠北,南可控制中原汉地。元朝前后有四座都城,成吉思汗时代是在乌兰巴托附近的哈剌和林,忽必烈建立了上都和大都,到武宗时又建了中都。

元中都在张北县城北17公里处,南离大都(北京)245公里,北距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开平)195公里。是辽、金、元时代北连漠北,西通西域,南接中原的交通枢纽、军事重地。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海山建,至元十八年(1358年)被红巾军焚毁。其遗址发掘从1998年开始。

元中都坐北朝南,由廓城、皇城、宫城“回”字形相套。宫城南北670米、东西550米,与上都宫城同大,中间是大殿遗迹,四墙各有一门。在城内还有突出地面明显可见的遗址27处,是后宫、侧宫等遗址。四角有角楼。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去世,武宗继位,8天后即命“建行宫于旺兀察都,立宫阙为中都”。为建中都从全国各地调卫军工匠,征牛马,集车辆,南方的木材、石料源源不断运来。从开工到第二年七月,中都宫城基本建成。第二年又建角楼。四年后武宗去世,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上台,改变了武宗作法,下令停止修建,继而降格成了皇家的“行宫”。

中都城存在50年间,泰定帝先后两次到此作佛事。另外在这座废都“行宫”里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历史的大事件。

1329年,泰定帝去世,元武宗的两个儿子和世王束 、图贴睦尔兄弟为争皇位进行了“两都战役”。弟弟首先邀兄长回大都(北京)继承皇位。约在中都会见,声称向哥哥交出皇权,自己甘心当太子。哥哥闻之非常高兴,在哈剌和林登帝位,然后启程南行,弟兄二人会于中都,在酒宴上弟弟设计毒死哥哥。地点就是遗址中的中央大殿。图贴睦尔夺得玉玺立即“疾弛而还”上都,继承了帝位,史称元文宗。皇帝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临死时说,中都之事是我平生大错,每夜思想,悔之不及。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征战欧亚,都城建在漠北草原属必然。忽必烈在沽源小宏城建了“金莲川幕府”广揽人才,“征天下名士而用之”,终于取得了天下,定都北京。武宗发现张北北倚草原,南临中原,既是避暑胜地,又是军事重地,建中都也是为其政权永固。1358年,红巾军关先生部攻打大同,后北上一把火烧了中都。十年后,元朝灭亡。

大境门

张家口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长城重镇,塞外名城。市区北部东、西太平山、火石夭山三山对峙,西沟河、正沟就河两河汇流。巍巍长城横亘河谷,森森隘口浑然天成,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纵观历史,春秋变幻,风雷激荡,王侯将相欲成霸业者天不青睐这边关要塞,咽喉重地。

据史料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王朝为抵御残元势力的侵扰,在张家口市区北端的东、西太平山之间,修筑了这段砖石长城。现大境门内保存依然完好的土烽火台长城当年的遗留建筑。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宣化巡抚汪道亨巡视大境门边关时,发现这段长城“仅残垣半壁,敌可来我亦可往”,严重威胁着京城安全。于是对此段长城进行了大规模加固,加固的同时,开小境门,并筑互市贸易之所来远堡。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小境门西边开一大门,建门后不依历史上隘口建关称关的惯例,直呼此关为大境门。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口城门都以“关”或“口”命名,比如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玉门关、雁门关、榆林关、嘉峪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等等。而唯独大境门却以“门”命名,这其中有着深刻的蕴意。

关者,本义门闩也,可引申为关闭,要塞。关口,为防御而设,为战争而设,为限制和制约而设。门者,则为通道,则为出入口。门,为交流而设,为沟通而设,为往来而设。关和门,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意义的区别,它们是不同政治、时势背景的产物。

大境门的名称之所以区别于长城线上所有的关口,独称为门,是清王朝向世人宣布的一个政治信息,是向草原蒙古民族开放边界的进步举措,是促进民族交流融汇、开创大清帝国的具体步骤。所以,大境门是开放之门,交流之门,民族团结之门。它限而不拘的特色,为长城文化描绘了精彩的页章,在长城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大境门,不愧是万里长城第一门。

大境门条石为基,青砖为体,门下马道平铺石板。大境门拱门长13米,宽9米,高12米。门上木制铁皮大门至今完好。顶部为一平台,长12米,宽7.5米,外有1.7米高的垛口,内有0.8米高的女儿墙,平台上无建筑。

从大境门的建筑形制看,它似乎不够雄伟,似乎缺乏威严,似乎没有了边关要塞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森森傲气和腾腾杀气。可它却以朴实敦厚、亲和近人的形象,展示了长城的些许温情:“内外一统”是它的宣言,“大好河山”是它的呼唤,“太平”是它的祈盼,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一座特殊的门。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修建史上,最后开筑的一个关门,它完成了一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使命,它完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又一次大交流。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线上最年轻的门,它为万里长城修筑史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境门的开通是清政府对有着北方丝路之称的张库大道的极大支持,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才有了大境门内外贸易的兴盛。据史料记载,大境门开通后,张库大道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境门内外不但有国内大小商家店铺一千五百多家,而且还吸引了美、英、日、德、俄等四十四家国外洋行。年贸易额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六十多亿人民币。大境门造就了张家口曾经的辉煌,大境门对于张家口的形成、发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使来远堡和张家口堡相向发展形成了市区。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促使清王朝修筑了我国第一条实用铁路——京张铁路。

也正是因为张库大道贸易的繁荣,才促使国民政府修筑了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所以说,没有大境门就没有今天的张家口市。

一九三七年,大境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人民在水生火热中挣扎,大境门在敌人的铁蹄下呻吟。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了大境门,解放了山城。张家口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大城市,八路将士扛枪进入大境门的珍贵历史照片,是二战期间东方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大境门是我国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之门。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八路军实行战略撤退,主动撤离大境门。三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了大境门。大境门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人的凯旋之门。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其表现形式是以粗犷、悲壮、豪放、质朴为底色的长城文化,是以民族融合、兼收并绪为特色的边塞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境门是千百年来长城文化积淀中独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大境门也是和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齐名的四大名关之一。大境门不但是社会先进文化弘扬、承传的载体,也是张家口经济发展的独特资源资本,是山城之根,山城之魂,山城之希望。

历史车轮轻轻辗过,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大境门以它三百六十多年的经历,向世人诉说着长城历史的悲欢离合、更迭变迁,求证着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大境门,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永恒话题!

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

坐落在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城南15公里, 野狐岭坝头黑风口苏蒙烈士陵园的中央。这不仅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坝头一道靓丽的旅游景点。

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高28.8米,钢筋混凝土砌成,塔上端南、北两面都刻有圆形齿轮、麦穗及中、苏、蒙三国国旗。顶端有三颗红五星,在日月辉映下闪闪发光;塔底部纪念亭正面浅蓝色大理石上,镌刻着烈士名单;南北两侧刻着聂荣臻、乌兰夫、谢觉哉、张苏的题词。纪念塔前树烈士碑,长5米,宽1.2米,高2.2米,正面大理石上刻着圆形麦穗及“1945”四个大字,背面刻着碑文。纪念塔后面百米处的山峰上,有烈士墓,高6.97米,长6.6米,宽4.4米,安放着六十名烈士遗骨。烈士墓前面建牌坊一座,墓后修有围墙,围墙内松柏苍翠花圃草地郁郁葱葱。整个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占地面积226亩。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此扫墓、瞻仰。苍劲的青松,陡峭的山峰,挺立的纪念塔昭示着抗战英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千古永存,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

1939年秋,日本侵略者为长期侵占这个军事要地,开始在黑风口两侧山脉构筑野战阵地。工程一直进行到1945年日本投降。每年全线有数千名民工在日本兵的弹压下,挖战壕、修碉堡、凿山洞。仅张北县境一段,东至韭菜沟,西至春垦村,长约40多公里的坝头上,修筑宽5米,深4米的战防沟壕达300多公里。钢筋混凝土注就,修筑明碉暗堡200多个。至今,遗迹仍历历在目。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

苏蒙联军由普列耶夫上将率领第27摩托化步兵旅和第3炮兵团及蒙古骑兵一部。

14日,进入张北县城。每日以大量炮弹倾泻在日军阵地上,实行火力侦察,威逼日军尽早投降。当时驻守野狐岭一带的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约有万余人,妄图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拖延时间,以掩护其居住于张家口地区的日本人撤退。

19日,苏蒙联军与日军在黑风口一带展开激战,首先突破了黄花坪日军阵地。接着在北路大桥的争夺战中,先后击退日寇数十次反扑。

20日,苏蒙联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野狐岭沿线的日军前沿阵地。随着炮火不断延伸,苏蒙联军以轻型坦克、摩托车队为先导,部队一字形展开,冲上正面阵地。终于在午前占日军主阵地,黑风口战斗胜利结束。

苏蒙联军在这次战斗中,共毙伤俘日军860多人,其中击毙200多人、俘虏将官1人、军官81人、士兵578人,缴获了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战斗中,有54名苏联红军、6名蒙古人民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战斗结束后,当地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苏蒙联军烈士,在山峰上修建了墓地、烈士纪念碑,以致哀悼。

1948年进行了整修。

1957年,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建,当年10月20日竣工。

1948年省政府进行了维修。

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兵家必争之地和融合的文化

张家口雄踞长城之关口,扼南北之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时期燕国、赵国在这里开始修筑长城,随后的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等八个历史时期修筑长城。长城是战争的产物,它在抵御入侵、捍卫和平的同时,也使长城两边饱受了战争之苦。从4700年前的涿鹿大战,到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率蒙古铁骑,奔袭于坝上草原,大败40万金军于野狐岭,到明朝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50万兵马全军覆没,千百年间战争不断。

在长期的战争与和平发展过程中,这里逐步形成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聚合和文化的融合。而生长在桑干河中下游的华夏儿女不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桑干河文化,同时也孕育了蒙汉民族相互渗透而异彩缤纷的“坝上草原文化”,成为“燕赵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张家口境内,燕长城,赵长城,奉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金长城乃明长城无不有之,长度达1476公里,占长城总长度的六分之一,可谓县县有长城,且内、外长城及三道边兼容,仿佛置身于一个长城博物馆之中。

首先说说“头道边”。怀来长城是内长城的一部分,现一部分位于是官厅水库以下,是明代屏护京城最直接的防线,所以也叫头道边,我区境内的涿鹿长城,北京境内的居庸关—带长城均属于这条防线。

其次说一说 “三道边”。横贯康保全境的“三道边”即金长城,是金收国元年(1115年)到承安二年(1197年)为防御蒙古骑兵侵扰修筑的边防工事,全长1500公里。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因其就地掘土起墙形成长长壕堑而得名。每300米处筑一烽火台,俗称“马面”。康保境内共有马面210座。

如果就屏护京城的作用来说,它是第一道防线,但是它并没有起过这种作用,1211年成吉思汗铁骑奔袭坝上草原,轻而易举地越过了金界壕,野狐岭一战使金王朝损折40万人马,从此一蹶不振。到明代这种军事意义就更不复存在了。

张家口境内,最有典范意义的长城应首推“二道边”,即明长城。大境门所在的长城,为明代所筑二道边。

明朝建立后,为防御鞑靼、瓦剌的入侵,朱元璋就派大将徐达、燕王朱棣修建长城。

朱棣即位后,在他的主持下,继续修筑长城。从永乐初年至成化末年(14 0 3- 14 8 7年)的8 0多年内,历代皇帝除将秦、北魏、北齐旧长城修缮利用外,又新筑若干段,使之首尾相接,更加坚固完备,成为雄伟的万里长城,俗称外长城。

这外长城与八达岭一带的内长城,一起成为保卫京师的重要屏障。但这外长城地处北国,更显得雄奇苍凉,更富于边塞气息。在张家口境内的明长城由山西省入怀安县马市口,沿张北、尚义与怀安、万全交界处向东北,到张北狼窝沟口转东南行,经由大境门,又沿崇礼与宣化二县交界处东行,直到赤城县独石口复又南下,经赤城县后城乡,南入北京市延庆县,全长450公里左右,为明代“九边”之一的宣府镇的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墩台的建筑方式台又分砖砌,石砌、夯土,结构有一层、多层、空心、实心,可以屯兵驻防,也可以储存饮食辎重,已经具备近代碉堡的一应功能。

坝,在蒙语中是山岭的意思,蒙古人以山为坝,它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大坝、堤坝。我们现在所说的坝,是指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拔一般在1300-1600米。坝头所处的位置,海拔高度已超过了1600米,这里山高谷深,是连接坝上坝下地区的天然通道,北边是开阔而平坦的内蒙古高原,人称坝上,南面是与坝上落差很大的丘陵谷地,即为坝下。

野狐岭坝是从张家口去往坝上四县的必经之地。这里所说的“坝”是指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地带。野狐岭坝是燕山与阴山会合部位的天然山口,是一条东西走向、起伏较为平缓的山岭,即阴山支脉苏克鲁山的野狐岭。

原来蒙语中“打八”是山岭的意思,与汉语“大坝”音近,经长期口传便约定俗成为“坝”。

清直隶总督孙嘉淦在写给乾隆皇帝的《请于开平、兴和添驻满兵奏札》中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从山下看野狐岭是高达400至600米的座座险峰。山峰间有一道长4.7公里、宽450米、深73米的裂谷隘口。这是连接坝上坝下的天堑通道。这条历史久远的通道是张家口通往坝上、漠北地区的咽喉地段,春秋时称为“无终之门”。后来叫“神威台坝口”,老百姓称“黑风口”。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从金代起,成为前后两朝战略决战的重要战场之一。

唐朝末年,契丹族在北方兴起。他们以聚族分部的形式活跃在今黑龙江和内蒙古东、中部,南为契丹八部,北称室韦五部。八部中实力最强的迭剌部军事首领(夷离堇)耶律阿保机为建立契丹国东征西讨。

天复四年(904年),阿保机率领大军攻打黑车子室韦部。黑车子室韦部首领慌忙向驻守在幽州(今北京南)的大唐芦龙节度使刘仁恭求救。刘仁恭命其养子赵霸带数万兵马前往救援。阿保机精于兵法,足智多谋,一眼看中了其必经之路野狐岭是个好战场,便在此埋伏了精兵以逸待劳。而有勇无谋、自恃乃天朝将军的赵霸轻信了探子的误报,大摇大摆地进入黑风口,一头钻进了狼窝沟阿保机早已编织好的大口袋。“计歼其众,擒赵,乘胜大破室韦。”这是史籍记载的野狐岭的第一次大仗。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金兴辽灭,元起金亡。太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即蒙古族大汗位,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当他用武力统一了全蒙古后,便把战争的锋芒指向了金国。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打抚(今张北)、昌(今沽源)、桓(今内蒙古正蓝旗)三州,金将定薛拥重兵扼守的野狐岭,被一举攻克。次年金又在此地陈兵40万,扬言要与蒙兵决一死战。成吉思汗问手下将领:“何能破敌?”左万户木华黎说:“彼众我寡,惟致死力战,本易破也。”并主动请战,率领敢死队出其不意勇猛冲杀。金兵猝不及防,被精锐的蒙古铁骑杀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在万全县会河堡一败涂地。电视剧《成吉思汗》中,再现了这一惨烈的场面。野狐岭战役奠定了元朝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大元帝国历经11帝108年后被朱元璋的明朝所取代。为了肃清元顺帝的残余势力,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兵10万北征,在野狐岭进击元军,追至兴和城(今张北县城),元兵投降。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残元势力与明军打起游击战,野狐岭一带狼烟时起,战事不断。

其间,明大将军兰玉、武安侯郑亨、江阴侯吴高均都曾率兵在此与敌交战。

一次,脱脱不花率兵攻下野狐岭明军防线,慌得京师宣布戒严。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率大军北征蒙古鞑靼部来到野狐岭上,召集众将和扈从人员杨荣、胡广等,商议军务呆了很长时间,足见此处在明朝防务上的位置。

张家口地处蒙汉交界地带,受蒙元文化影响很大。成吉思汗就是元太祖,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首领,军事家、政治家,出身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十二世纪末,统一了蒙古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即大汗位。即位后制定了军事、政治、法律等制度,开始使用文字,对蒙古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年、1215年二次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19年至1225年,大举西征,将版图扩展到中亚和南俄,被称为世界征服者,1226年,南下攻西夏,次年病逝。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太祖。

别看他是拓疆封城的将军,自己却是一位文将,雕像中的他多么慈祥、可亲。雕像后有一面旗子十分特别,白色的旗子上有一只鹰的眼晴,这就是鹰旗。相传成吉思汗小时候生活的部落被另一部落追到一个山坳,9岁的他与母亲艰难度日,有一只老鹰隔几天就叼一只羊去救助他们,使他们度过最困难时刻。成吉思汗称帝后,把鹰侍为供奉物。园中四周插着八旗,分别为白、蓝、红、黄旗和镶红、镶白、镶黄、镶蓝旗,八旗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所以后来人称蒙族为八旗子弟。

蒙古族人近水草而生,蒙古包可以说是他们伟大的创造。

蒙古人有三宝,“草原、骏马和蒙古长调”。

蒙古族被喻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放马、崇马、训马、骑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歌是翅膀,马是伴当”。蒙古族跟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关系,甚至是一种互助和朋友的关系。他们认为马是一种义畜,所以他们把马看得非常高贵,在许多动人的蒙古族民歌里面,很多都是歌颂骏马的。传说成吉思汗可以和马对话。马使蒙古族驰骋天下,马使蒙古族能够统一他的内部,元代是靠马而得之,并赢得了世界的荣耀。

蒙古长调特殊的发声技巧称作“诺古拉”即波折音,类似颤音。长调牧歌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和蒙古族音乐的结晶。我们所熟悉的有胡松华演唱的《赞歌》。

骑马、射箭、摔跤是蒙古民族主要的竞技运动。

蒙古式摔跤实行单淘汰赛,参赛人数必须是2的倍数。蒙古式摔跤也被称为“博克”,是草原男儿展示力与美的象征。比赛规则是选手不许踢、打、用手拌腿,更不许抢抓对方的彩带,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和各种技巧来摔倒对方,对阵一方膝部以上任何部位先着地为败。

蒙古族摔跤有它的摔跤歌和摔跤衣,一般在正式的比赛场合都要唱起雄壮高亢的助威歌声,在歌声中跤手们个个显现自己的力大无比、不可战胜的雄姿,操起猛虎下山般的动作勇猛上场。

历史上蒙古族为游牧民族,所以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一般来说以马、勒勒车为主。就是到了今天,虽然他们又有汽车、摩托等现代交通工具,但在迁徙途中仍被保留和使用勒勒车。

蒙古族的三餐都离不开奶与肉,此外他们还喜欢食用当地特有的蘑菇和沙葱。在蒙古族人民生活的重要节日里,摆上全羊宴、奶食宴、蘑菇宴和沙葱宴等四大宴席,是这里人们沿袭已久的古老传统。

蒙古族人将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视为圣洁、纯净的食品,也是他们三餐必吃的食品。他们一般不喝鲜牛奶,而喜欢吃经过发酵的酸奶制品,既能止渴祛火,又能帮助消化。如果主人请您吃奶制品,一定不要拒绝,否则会伤了主人的心,就是不喜欢吃,最好也要少吃一点。奶茶是草原上的最佳饮品,由砖茶、牛奶和少量食盐加水煮制而成。喝奶茶讲究要把汗喝出来,然后再把汗喝回去,才算是喝好了。为了补充粮食,在奶茶上还要撒一些炒米。特别是一边喝酒一边喝奶茶,肯定不会醉,不信您就试试。

蘑菇是蒙古族人喜爱的食物,常常在盛夏雨后的草原上出现。在无污染的环境中,蘑菇的味道格外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具有帮助消化,降低血压的作用。蘑菇的吃法很多,将其烤焦加入奶油等佐料后食用,或同羊肉一起烹饪,还可制成馅包饺子、烙馅饼,味道非常独特。生长在坝上草原的各种野生蘑菇,经过加工后,统称“口蘑”,是张家口最具代表性的佳肴,同时也是驰名中外的馈赠珍品。

沙葱是沙漠地区特有的野生植物,生命力顽强,逢雨就能生长。它的营养丰富并有独特的保健和美容之功效,于是被称为菜中灵芝。沙葱的味道清香鲜美,吃法很随意,凉拌、做汤、做馅、炒、煮、腌全部适合。它能使您的食欲大增,虽是野菜,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而被制做为蒙古族的四大宴席之一。由于它是草原的野生植物,牛羊能在吃草时吃到,所以坝上的羊肉没有膻味。

蒙古刀是蒙古族牧民吃肉时不可缺少的用具,它是实用品也是艺术品,从一把蒙古刀常常可以看出主人的个性。蒙古刀身由优质钢打制而成,刀柄和刀鞘往往刻有精美的花纹,有的还镶有宝石。

七八月是草原最美丽的季节,蓝天下的草原,风吹草低,牛羊成群,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总是让人心生感动。面对草原和面对大海有很相似的感觉,但草原来的更亲切、更柔软、更熟悉、更简朴、更平静。如果说海洋像父亲,草原就更有母亲的情怀。

在盛夏,如果您以往是去看大海,今年您来这里看草原,这说明您成熟了。看青草在阳光下生长,牛羊在阳光下成长,对自然的敬畏也在阳光下充溢内心。

历史上,连年的战争使张家口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面积的土地荒漠化、沙化,百姓贫困潦倒,经济状况极为恶劣。直到明隆庆年间汉蒙之间“茶马互市”开设,张家口才开始成为盛荣的贸易市场。特别是清康熙年间,康熙大帝率军亲征,平定了北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稳固了边防,此后两百多年张家口无战事,使得人民得以修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从蒙古草原到内地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边缘,经东西苏尼特旗(今赛汗塔拉)、商都、集宁,到达大同、太原。二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经阿嘎巴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再过多伦诺尔(今多伦)、沽源、独石口到北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乌兰巴托出发,越浑善达克沙漠,经太仆寺旗、张北进入张家口。第一条,因途中有百里沼泽,不久便终止。第二条,因路途较远,且多崎岖山路,最终也没能维持多久。而第三条路线具备了距离最近、道路状况较好的优势,故驼队、车队多走此路。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1500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路、官马大道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建立北元。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朵颜三部分。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辗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右卫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私下里做此生意。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接着,鞑靼、瓦剌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张家口“贡市”的开办,应该说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和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议和,并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到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成规模。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买卖人。当时运输货物的工具是骆驼和牛车。骆驼商队每年秋季开始出发,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在漫漫的张库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地的行走。其中有皇封御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深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事行”,清末改称旅蒙商。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同时,还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总数达44家,在当时的内陆商埠中名列前茅。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千万两白银,大约有300多亿人民币。当时,张家口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物流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1909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修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竣工,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建成通车。从此,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贸易的商人们的喜悦和企盼,开始驶向新的辉煌。

张库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会重新发挥它的运销作用,历史上张家口的“内陆商埠”也将会再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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