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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头看城市


2015-06-17

  小剧场 大崛起:“剧场文化”的新平台

  
  最近,和电影市场的活跃相类似的,是以小剧场为中心的话剧剧场演出的活跃。这种剧场演出的活跃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就不断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年轻的白领观众和大学生等爱好者为中心的非常稳定的观众群,而演出的场次数量和剧目的丰富都是前些年难以相比的,我们可以看到话剧所营造的新的“剧场文化”正在成形。一方面,以孟京辉、邹静之这样的多年来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人气,已经有许许多多固定观众群和全国性的辐射力的人物不断地出品新的话剧,像以孟京辉为中心的“蜂巢剧场”、以邹静之等人为中心的“龙马社”等。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话剧团体也相当活跃,年轻的剧人所展现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引人瞩目。看看一些本地性报纸的演出信息,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持续地以小剧场为中心的新的“剧场文化”已经成为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已经形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的新的剧场文化。这种小剧场话剧为中心的“剧场文化”的新的发展其实是都市生活新的生活形态发展的一种标志。它其实喻示了年轻人对于文化创造的渴望,也喻示了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的要求。
  这让我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那时我还是大学生,算是“文艺青年”。我们那时都迷恋北京人艺的话剧,每有新戏,我们就会骑上自行车赶到人艺去看。当时人艺的剧目也非常多样,既有老舍、曹禺的保留剧目,也有不少年轻剧作家的新戏和西方的戏剧。同时像青艺和实验话剧院的话剧我们也经常去看。当时看话剧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人都接触的。那时学校里的校园剧的活动也相当活跃,我还记得当时人艺的《绝对信号》剧组还在北大和文学社的同学座谈,对于我们意见的认真的倾听也是后来难得一见的。话剧当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话剧中得到乐趣往往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因为剧场中的直接的互动和现场感是难以复制的。
  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一些年来,年轻的白领或者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逐渐转变为以K歌为中心。在KTV中唱歌逐渐成为都市休闲生活的中心,也迅速地在中国社会中得以普及。现在像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这样以卡拉OK技巧的比赛为基础的电视节目会风行一时,其基础就在于“K歌文化”的普及。而话剧这样的活动虽然一直在延续和发展,但已经收缩为相当小众的文艺生活,虽然还有影响,但和八十年代的盛况是不能相比了。其实K歌的文化也是都市生活的一种形态,并无可争议之处,但如果都市的文化生活仅仅剩下这样一种形式也是相当单调的。同时,这种唱歌的文化是以模仿为中心的,对于性情的陶冶可能也还有一定作用,但毕竟相当有限,而且这种活动使得欣赏其他文化的机会和愿望减少,形成一种刻板的休闲生活。这种状况其实会限制人们的视野、文化趣味的培养和多样化的发展。今天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折,小剧场的红火其实表明了人们开始对于自身的休闲文化的不满足,这就形成了新的“剧场文化”的天地,而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戏剧活动也为这种发展准备了条件。
  现在看来,除了一些已经具有声望和影响的剧人的演出有诸多不同的追求,其他不少小剧场的话剧都切合当下都市生活的诸多现实状况,又有来自网络和生活的幽默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情节,紧紧地抓住了戏剧和现实的人生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接合点。这些现实问题看起来往往是过去我们视为“杯水风波”的小问题,未必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其实是都市人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似小实大”,诸如城市人的感情的复杂性,白领在职场中遇到的诸多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挑战,住房和交通方面的各种状况等等都会迅速地变成小剧场的话剧的主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关乎世道人心,其实是社会趋向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投射,同时一些巧妙的语言,聪明的调侃都会博得观众一笑。其间既有自嘲,也有反讽,既有真挚的投入,也有间离的反思。这些戏剧似乎艺术目标并不高远,其实验和探索的胆量也并不大,但它其实格外注重和自己的观众的沟通和互动。场下的观众是都市里面临诸多问题的年轻人,而场上的创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新的戏剧形态好像和我们八十年代看话剧的时候不尽相同,其实探究人生,思考自身的愿望则异曲同工。看起来未必合于规范,但一份都市生活原生态的生动和鲜活也足以娱人娱己。因此,这种新的“剧场文化”主要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但其活力可以辐射到社会之中。
  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年轻人回归剧场的趋势。这种回归其实是他们渴望戏剧和现实建立联系,渴望戏剧和生活之间联系的趋向。其实这对于话剧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一个都市打造“戏剧之都”的文化创意的新亮点大有益处。目前一方面是为这种戏剧的复兴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当下的这份似乎“野蛮生长”的都市原生态戏剧的活力。
  
  寻找有创意的生活
  
  今天许多白领都厌倦了办公室生涯的单调和紧张,希望过和大家不大一样的生活。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是被模板刻出来的一样,当年我们讨厌计划经济下的模式化的生活,现在我们发现自己的新的生活好像无限多样,其实也难免陷在模式化的样板里没有办法摆脱。究竟什么是自己的生活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今天的所谓消费主义并不是当年人们以为的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反而是讲求品味和“生活风格”,反而是别有追求和日渐优雅。我们的样板其实不是“俗”,反而是“雅”;不是媚俗,反而是媚雅。当代消费主义的多元选择和分众的服务给各种小众的品味和追求一个完备的选择的机会。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拒绝样板不可思议地往往变成了另类的样板。无论是前卫的艺术还是激进的思想都有自己好的样板,只是这些样板让你觉得在反样板。现代主义的艺术,当年曾经是了不起的反样板的典范。冲破样板的英雄像毕加索当年何等不同凡响,冲破流俗的趣味,如今也是一种生活风格,受到了新的中产阶级的追捧。整个现代主义如今都成了中产阶级的时髦文化,被到处接受。而像格瓦拉这样的反抗英雄也变成了BOBO族的最爱,他的头像成了T恤上最好的图案,有关他的充满豪言壮语的话剧成了真正的酷和爽的象征。其实,新的中产阶级的妙处就在大家并不是早年老老实实赚钱的守财奴,而是前卫又飘逸的时尚人士。他为慷慨的激情喝彩,为前卫和另类欢呼。他并不从众,而是时刻显示自己未必和别人相同的一面。如今前卫和反叛不但不会如凡高那样潦倒,也不会和格瓦拉那样悲壮,反而变成了一种反样板的样板,变成了我们争相追捧的生活。消费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的脱节之处就在于我们将生活割裂成不同的片断,这些片断各不相同,彼此分裂。我们在工作时间是努力发现一切机会的敏感的白领,而下班后我们却体验一种超越“庸俗”的高雅。契诃夫的话剧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反庸俗,如今好像我们人人都是契诃夫,只是我们是八小时以外的契诃夫。
  于是,消费主义反而容得下各种变化。一个样板当然不够,那也是工业时代的想法,是老福特的T型车。如今是信息时代,是所谓的“后福特主义”的时代,到处说的是“灵活积累”,于是好多样板让我们眼花缭乱。“总有一款适合你”,你是跑不出去的。模式化当年只给你一个模式,今天给了你无限多样的模式。现代生活巴不得让你活得和别人一样以便管理,降低生产的成本;后现代就提供好多好多可能性让你方便地进入,把你的想法变成了新的增长点。你“前卫”“另类”“潇洒”都有已经无限发展的“第三产业”帮你办好。“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这句话今天好像真是实现了。你要浪迹天涯,有“驴行客”的方式;要做愤青,有激愤的网站在等你发表;什么新鲜的事物都变成了新的服务业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找到的有个性的生活,其实都是早就有的东西,最后还是感到疲乏。人生没有了过去的宏大的想象,没有了宏大的历史场景,没有了大事件产生的兴奋感,只是在日常生活里变换花样其实还是有其单调和刻板的方面。人们就发现日常生活既没有办法缩减,也没有办法消除的困乏感的存在。我们追求的幸福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因为日常生活没有提供生活的意义,而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工作寻找成功的过程并没有提供充沛的意义。于是,我们发现在不断寻找之后还是觉得空洞和焦虑。

  这就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可能是让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企图。过去有人曾经说过,生活需要一点毛病和瑕疵,有一点不完美的东西,才会有模式之外的趣味和可能。一个美女常常由于有一颗美人痣才显得有灵气和迷人。我们也得寻找生活的美人痣――那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很难,但还可以开始试试。
  
  从奢华到“独一无二的便宜”:风尚的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的危机,其实我们的生活时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转变往往隐在生活的背后,却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异常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观。
  过去的十多年,全球经济一直顺风顺水,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觉得赚钱从来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使得人们有更多的信心花钱,而且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抱有很大的期望,对于自己赚更多的钱有强烈的预期,于是乎就敢于大胆花钱。中产阶级其实也花了心,像IT或金融一类行业的白领从来也没有像那时一样值钱,到处有猎头的来出高薪,一个什么经验也没有的学金融的大学毕业生居然就能够开出一万元月薪的底价;而一下子涨上天去的股票也让人觉得自己的钱能够不断地自己就生出钱来。而几乎什么都在飙升的时候,人心的欲望其实是飙升得最快的。
  传统上中产阶级一向是感觉自己完成不足,经常对于前途惴惴不安,非常低调和谨小慎微。因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一夜暴富的神话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因为靠工业来积累财富的过程毕竟不容易,而且中产阶级又最容易受到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但在前些年一夜暴富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像IT业里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小伙子,开个小小的网站,就能够最后卖给大公司的时候一下子赚上十几亿。而过去一文不名、租住农民房的艺术家,现在画作也能拍卖到上千万。
  这一波的经济繁荣让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不仅富豪们敢于奢侈,而且大家都不像过去一样谨慎和保守,而是心高胆大,觉得过去不敢想的也敢去实现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这句格言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的真实。这样的全球经济的繁荣让人开始大胆地追求奢华的消费。按照冯小刚的《大腕》里的说法,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无论什么都需要奢华的感觉,无论怎样都要求“顶级”。这样的风气其实也是全球传播的。人们追求的是众所周知的大牌子,期望得到的是最高级别的生活。LV满街都是,高级的会所遍地流行。人们手里的钱真的有点像流水了。所谓“次贷危机”其实就是这样的信心过度膨胀,以为可以用寅吃卯粮来住上豪宅,最后发现其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突然,这次的危机来得又猛又深,让人感受到寒风凛凛,不是闹着玩的。一下子时代的风尚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股票到了谷底,房地产也是不景气,IT更是也荣景不再。一切原来到了天上的数字在下来的时候也像坐过山车。这时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所追求的奢华和一掷千金是这么不真实,镀金时代上面的镀金好像在一夜之间就被腐蚀得干干净净,看不见踪迹了。没有钱的心里多少有点紧张了,有钱的也开始护住自己的钱袋不敢随便出手了。但同时,今天的人们毕竟已经经过了前些年的繁荣,所以对于个性和独特的风格的追求还是深入人心的。于是,一种简约、平淡的风格,一种虽然保持了前一个时代的个性化但却便宜的潮流开始出现。从奢华里出来,但还是有强烈的个性的风致,却低价位的时尚文化开始流行了。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便宜”。不再是以前的花大钱,而是在精打细算中去追求个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网本,这个今天白领们的最爱正是这个经济面临挑战的时代的最好的象征。这个小小的本子从华硕的“易PC”开始,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大行其道。但到今天已经是电脑市场上的主流的产品了,这东西其实一是便宜,二是有个性和时尚。便宜就是性价比非常合适,有个性和时尚就是能满足人的“独一无二”的要求。于是各个厂家争相推出争奇斗艳、具有独到设计的上网本。便宜但张扬个性,小而美,又环保又高雅,新的时尚就开始了,其实所谓“山寨”也是这种时尚的结果。贵的大牌子确实买不起,但时髦的风尚和全面的功能,却仍然是大家的要求,所以,现在的“山寨”产品,和大牌子有点像,却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和大牌子有所不同。个性的彰显和价格的便宜变成了它的最大的优势。所以“山寨”才可能大行其道。如春晚的小沈阳和刘谦,其实都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物,而是面对当下现实的一种反应,也是经济状况的一种投射。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人,能力非凡,又独树一格、不可替代,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对现实的策略。刘谦通过梦幻般的魔术给我们一种神奇的表现,让我们超越现实的压抑和困扰。而小沈阳则是用另外的策略让我们化解现实的困扰,让现实通过欢笑和被赏识而被重新理解。一是现实的超越,一是现实的化解。他们都是价廉物美的,是“独一无二”的便宜。这样的表演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的表征。
  时代变了,奢华远去,新的“独一无二的便宜”成了新的风尚。这是今天的新的逻辑和潮流。
  
  从街头看城市
  
  我们都会在立交桥下看到伴随着喧天的锣鼓,穿得花花绿绿的老人在黄昏的夕照中舞动着,而广场上的年轻人也会在滑滑轮或者跳街舞,同时也会有在夏天露天的咖啡座上静静地喝一杯冰咖啡的白领,也有搭起台来用劲舞狂歌推销产品的“广告秀”。这些五光十色的街头景观正是今天城市不可缺少的点缀和装饰,也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展现。在今天的中国,都市的文化正是在街头展开的,而许许多多的生活的故事和生命的旅程也是在街头发生的。街头是城市的血脉,正是通过无数人的流动和聚散,城市的形象才得以形成。城市的街头往往是摄影师们流连的场所,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城市的性格和特色的时候总是会用他们的镜头记录街头的一切。这里的滚滚的人流才是城市生命的最为有趣的展现。
  今天我们看到的都市的景观在三十年前我们的确是看不到的。那时的城市是拒绝消费的,那时的城市是标语和蓝色的衣服的海洋。我还记得在晚上八点以后就已经一片宁静的北京,那时到七点钟饭馆就开始往外赶人了,那时的街头的活动在根据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都有非常有趣的表现。一面是阳光灿烂下的夹道欢迎外国领导人的团体舞,一面却是街头“惨绿少年”的盲目的青春期的发泄,这种发泄往往变成了莫名的暴力。前者发生在宽阔的大街,而后者隐匿在小胡同中。物质的匮乏我自己对于北京街头的感受和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其实混杂在一处,它们其实记录了一个城市在它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中的街头的形象。但随着中国的市场化的变革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北京街头文化的变化才开始了。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有了馄饨挑子,在晚上到校门口来摆摊。在微暗的火光中,我和同学在挑子面前低头喝着馄饨汤,开始感到了一点点城市的趣味。从这个馄饨挑子开始,我们的城市又有了自己的街头的新的生活。而陈建功的小说,后来被宁瀛拍成电影的《找乐》就通过街头的一群京剧票友的活动展开了城市街头开始有了市民活动的景观。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冬天到长春开会,那是一个很冷的夜晚,在到旅馆的车上,我居然还是看到了街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艳丽的民间服装在扭秧歌的人群,听到了热闹的锣鼓。天实在太冷,他们的脸都冻得红红的,却有不少是化了夸张的浓妆,舞姿是同样夸张的,却还有一点点瑟缩,但我觉得他们的心却充满了真诚的快乐和实在的满足。就是这样的北方的凛冽的寒风也不能阻止人们在街头活动,说明了街头是一种生活的寄托,也是对于自己城市的期望的一部分,不知道今天的长春是否还有这样的夜晚。街头的生命有这样的强大的吸引力,足以让人抗拒寒冷,的确让我难忘。而后来英达拍的《东北一家人》里也有这样的景观。
  从这些散碎的记忆,我们看到的是街头的生活的历史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我觉得现在有三股力量在街头存在。一股是以老人和城市的本地的居民为中心的,以秧歌、京剧为形式的将传统的民间艺术转化为街头文化的“老式”的街头活动。一股是以都市年轻人为中心的街舞、滑板等等的具有青少年的青春气息和时尚文化特点的街头文化,往往有点反叛正统的特色。还有一股则是以安静的街边的星巴克等为特色的白领和自由职业的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以咖啡为中心的观看式的街头文化。三股力量一方面是平行线般地互不相扰,另一方面却也难免互相竞逐优势。第一种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遗存和都市的传统力量在街头的展现,而后两种则是都市里的新的风格和新的特色的展开;第二种的街头的青少年文化,其实从来就有,只是形式不断变化。七十年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到了八十年代就变成了街头的吉他演奏等等,直到今天仍然有各种青少年的时髦的街头生活。因为青少年对于家庭总有一种反叛性,而街头则是他们交流和构成团体的所在。第三种是新起的,伴随着写字楼和都市的所谓“高雅化’的进程形成的新的街头文化。这些文化构筑了街头的斑斓的色彩和多样的选择的可能。它们也构成了城市的符号。在北京,我们总可以看到三者的存在在相互纠结的同时也相互容忍共存。
  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常常对于街头的文化抱有一种焦虑的态度,对于老人的秧歌我们会觉得太土,未必和城市的“全球都市化”的追求相符合,而年轻人又太喧闹和反叛,也不合我们的口味。其实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在街头看到更多的活力和想象力,看到更多的趣味和感情。城市是大家的,它需要宽容和理解。城市不可能绝对光洁和绝对平滑,它需要有一些褶皱,需要有一些本地的特色和本地的情怀。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充满国际性的大都市的形象,也需要本地化的来自市民生活的特色和活力的展现。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些街头的文化。
  到一个城市,我们首先要逛街,看看它街头的人和生活,我们就会感受一个城市的体温和感情。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论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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