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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水稻腹背受敌


2015-04-13

  

  如何处理国内消费者和海外市场对转基因水稻的负面反应将成为摆在我国决策者面前的巨大挑战。
  
  正当经济学家们仍在预测国际市场对中国转基因稻米的接受情况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时,中国米制品行业却因为转基因水稻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早产”(这事实上在2006年已经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提前遭遇了海外市场的暗礁。
  自去年9月以来,已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等七个国家因我国出口的米制品“受到转基因水稻的污染”而采取了拒绝入境或撤架、退货等措施。
  “对这些企业来说,海外市场对转基因食品的拒斥已经不再是预测,而是需要为之埋单的苦涩现实。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更直观、更现实地探讨一旦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海外市场会有怎样的反应。”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马天杰表示。
  
  海外受阻
  
  “500万左右的货款在日本收不回来了。由于转基因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已经停止了出口。”江苏一家米制品集团的工作人员曹垒(化名)透露。
  2007年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从2006年9月起检测的458个中国米制品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有6个样本含有未经批准的转基因大米成分(Bt63),其中5个样本都来自该集团。
  根据各国政府和官方机构的公开材料,从2006年9月到2007年5月,一共有8个国家对中国的大米和米制品进行了检测。从检测结果看,除韩国外,其他7个国家都检测出中国的米制品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产品主要涉及米粉、米粉干、大米蛋白、汤圆等。
  马天杰告诉记者:“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边境检出中国的米制品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一般是当场销毁。如果这些产品已经进入了当地市场,他们采取的措施可能就是撤架、退货、销毁,很多国家还会因此扩大对中国米制品抽检的范围。”
  “大概有20个柜的货退了回来,费用完全由我们承担。上海有一家公司因出口到日本的米粉(非婴儿米粉,特指米线)被查出有问题,也是全部退货。日本政府并要求赔款,说是对他们的国民产生了负面影响。”曹垒表示:“我们经理正在上海开展销会,因为受到转基因事件的影响,以后产品需要多向国内市场发展。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出口,得看日后的情况。”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程大为教授就开始带领她的团队对我国米制品企业海外受阻案例进行了调研。她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出口市场的控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持续性,其所受到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为某个月或某个批次的产品。我们从一位香港的米制品贸易商处了解到,从去年9月份以后,欧盟的米粉进口商就停止了给香港地区的贸易商(主要经营广东和江西的米制品)订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年1月。4个月的时间内,这些米制品企业失去了在欧盟市场上销售产品的机会。”
  在转基因事件的影响下,有些对于出口依赖较大的企业已经放弃了整条产品线,甚至停止了所有米粉产品的生产。而一些米粉出口企业反映,由于日本方面对米粉中的转基因成分加强了控制,新加坡等市场对于米粉产品的监控也有所加强,企业被迫增加了很多额外的监控成本。“企业需要对每一柜出口产品出具非转基因证明书,每一柜货都要被抽4个样,一个样本的检测成本就要1800元,而我们每次都有七八个柜需要出口。”
  
  见微知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国内外转基因检测的标准存在差异,有些米制品企业在出口的时候虽然通过了商检,但是在对方的检测机构或者海关依然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企业为了取信于国外的进口商,不得不做“两手准备”:请国外的检测机构再做一次检测。
  “发达国家的检测标准确实更为严格,这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我希望涉及到转基因食品的贸易内容,它的议题不会被简单化为食品安全或者中国出口产品又遭遇贸易壁垒。”程教授认为。
  事实上,令欧盟、日本等国家笼罩在一片“米恐慌”中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601长粒大米污染事件”(见《新民周刊》2006年9月14日报道)。此次事件引发了各国政府及环保团体纷纷对大米及米制品实施严格的检测。
  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卢宝荣教授曾向记者表示,他怀疑我国出口米制品的“污染源”,乃是2005年我国湖北某些地区非法销售未经国家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部分转基因水稻已经流入了市场。
  “现在只能是推测,因为从欧盟的检测结果来看,米制品中混有的转基因大米的名字叫做BT63,跟湖北生产的转基因水稻是一样的品种。”马天杰说。
  据悉农业部门已经对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进行了处罚,对当年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并严格禁止销售任何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种子。马天杰他们去年春节之前去湖北做了一个回访,发现农业部采取的措施效果非常有效。武汉最集中的种子一条街基本都不敢再卖转基因水稻种子,因为卖一袋的处罚高达10万元。曾经种植过转基因水稻的农民们也告诉他们,去年当地的农技站已经下到每家每户,把剩下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全部收购回去。
  “从我们访问的情况来看,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的源头已经得到了控制。我们从日本的检测也可以发现,458个样品中也只有6个呈阳性。但是转基因种子一旦进入食物链,会在市场上反复出现。2000年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也曾发生类似的污染事件,尽管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但是5年之后,美国出口的玉米里面还是能发现转基因成分。”
  污染事件使得美国玉米出口和食品销售遭受重大损失,研制转基因玉米的安万特公司为此赔偿了超过10亿美元,但是我国这方面的法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很多企业自己都不知道原料里怎么会有转基因大米成分,直到产品被退回才感觉到震惊:‘还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法律渠道去索赔,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究竟谁来负责?这应该进入法律的议事日程。”程大为教授认为。
  米制品企业的损失有多大,共有多少企业受损,目前并没有一个量化的统计。
  程教授说量化分析对她的团队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欧盟并没有公布被检测企业的信息,我们不得不撒网去找,甚至到阿里巴巴上去碰运气,一家一家米制品企业的电话打过去问。很多企业根本不愿意谈他们受到了什么损失,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他们的产品在国内也有销售。而且事情还在进行当中,具体的数字企业自己都很难统计。我们还尝试接触米制品的行业协会,协会也不了解情况,这个行业现在是一个真空地带,数据缺乏得很厉害。”但她认为,如果中国允许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届时海外市场的反应可能远远要比目前强烈,影响也将是群体性的,而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个米粉事件了。
  马天杰表示:“从前我们去了解海外市场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只能是从理论上或者采取旁观者清的姿态。但是因为中国的米制品开始频繁地在海外遭遇转基因壁垒,我们发现海外的市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态度还是非常低的。虽然这是个‘坏事情’,但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从我国稻米对外贸易的现状来看,用于出口的稻米仅仅占到整个稻米产量的1.2%。此前曾经有研究认为,即使相关国家采取措施禁止从中国进口转基因稻米,也只带来极其轻微的负面影响。

  马天杰则认为:“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大米市场,就会发现中国大米的出口量占世界整个出口量的比重其实不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许多传统市场高度依赖中国大米,我国大米的稳定出口甚至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例如自1995年起我国就成为韩国稻米进口的最大来源国。”
  透过米制品企业海外受阻的案例,马天杰发现“国际市场”这一概念不应该像从前那样,认为仅仅包括狭义的“去壳大米”,还应包括丰富的大米下游产品。“我国对外出口的大米下游产品,其中多项产品的年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欧盟及东北亚国家如果对这些产品采取制裁措施,给中国带来的贸易方面的损失将不可低估。另外我们也觉得虽然我国从事大米生产的农民和米制品加工出口的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的比例很小,但是不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占的比例小,就忽略他们所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沉默的大多数
  
  最近一段时间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5月22日,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司长专程访华,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来讨论如何与中国政府合作、防范转基因水稻污染问题。6月5日到7日,农业部下属生物安全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转基因水稻从2004年开始一直是委员会讨论的一个热点。巧合的是,在欧盟食物链与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SCFCAH�6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中国的转基因水稻问题也明确地列入了日程。
  “从这些重要的会议来看,由于涉及水稻这一全世界最为重要的主粮作物,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但公众的注意力被更多地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及环境影响这样的科学层面,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在经济及贸易层面的可能影响则往往被这些激烈争议所掩盖。”马天杰认为。
  据了解,学术界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这些研究大都假设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的态度完全一致。事实真的如此吗?
  6月7日,绿色和平公布了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最新调查。益普索(Ipsos)市场研究咨询公司受托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不选择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高达65%,同时77%的消费者明确选择非转基因大米,80%的消费者反对在婴儿食品中添加转基因成分,而97%的消费者要求转基因食品被明确标示。与“植物类”相比,消费者对于“动物类转基因食品”更为介意,八成以上选择“动物类非转基因食品”。
  最有趣的问题是:“你愿意为非转基因食品多付多少钱?”当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的价格贵一倍时,仍旧有50%的消费者还是愿意选择非转基因食品。其中两成的消费者对于“非转基因食品”非常偏好,不受价格因素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受访者均是在家庭中负责食品采购或者参与食品采购决策的人。未来在面对转基因水稻和其他转基因食品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市场上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巨大投资是否能够收回,并最终决定我国未来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方向。”马天杰认为。
  “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它可以降低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农药开支 、提高产量。但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程度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们的经济许诺能否最终兑现。”程大为教授认为。
  2003年初,美国孟山都公司基于商业目的试图让该国的小麦种植主种植一种叫做抗农达(Round-up Ready GM wheat)的转基因小麦。韩国是美国主要的小麦出口市场,年出口量达到100万吨。在得到这一信息之后,韩国面粉加工行业协会(The Korea Flour Mills Industrial Association,KOFMIA)立即表达了对进口美国小麦前景的担忧。该协会主席HiSangLee表示:“如果美国商业化生产转基因小麦,毫无疑问韩国民众会联合抵制来自美国的每一种小麦。”该协会资深副主席Dong Jin Chung也表示:“韩国的小麦加工商甚至都不敢公开谈论转基因小麦,因为这会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抗议。我认为韩国民众必将抵制整个美国的小麦行业。我们本国的小麦加工商也别无选择,要知道消费者才是上帝。”
  于是,在美国小麦种植主的反对下,孟山都公司随即放弃了要求美国本土生产者2004年商业化生产转基因小麦的计划。爱荷华州立大学国际贸易学教授Robert Wisner曾指出,如果美国商业化生产转基因小麦,其向韩国出口小麦的贸易额会减少25%甚至50%。很明显,仅从学术上估算是远远不够的,韩国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其实比单纯的贸易壁垒更加令美国人感到头疼。
  美国小麦协会(US Wheat Association,USWA)做过一项关于转基因小麦在韩国民众接受度的民意调查。当被问到“孟山都公司研制出了一种具有除草功能的转基因小麦,并且正在试图实现该转基因小麦在美国的商业化生产。你会购买或者使用这种小麦吗?”所有的韩国受访民众均表示不会购买或使用。
  要知道对于韩国来讲,大米是比小麦更为敏感的商品。因为,韩国的农民更多地种植大米而不是小麦。而且,韩国农民的施压能力和游说能力可是在WTO香港会议期间出了名的。因此,一旦中国开始商业化生产转基因大米,对于向韩国市场出口的难度可想而知。
  程教授还认为:“虽然我们还没有拿到中国转基因水稻实验的数据,但是中国已有了转基因棉花。在转基因棉花实行商业化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认为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获益的理由经过长时间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农民需要不断投钱去克服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病虫害。”
  正当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仍在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各种预测和争论时,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因素,即国内消费者态度和海外市场反应,则已经出现引人注目的趋势。“如何处理国内消费者和海外市场对转基因水稻的负面反应将成为摆在我国决策者面前的巨大挑战。”马天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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