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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虚高,“高”在流通链条


评论(0)|2015-04-07|发布:vatar |收藏

  

  2005年4月18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召开的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说,门诊就医费用增长了1.3倍,住院费用增长了1.5倍,这些都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目前城市平均住院费用是7600元,而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则为6500元;农村平均住院费用是2400元,相当于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
  因药价成为民众不能承受之重,“药价虚高”成为政府承诺年内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药价虚高”,小病不断的60岁的王女士颇为疑惑:“现在所有东西都可以讨价还价,惟独买药不可以还价。”她不明白,近年来国家一直在降低药品价格,为何自己支付的药款反而更多了呢?药价居高不下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带着王女士的疑问和对政府承诺的信任,本刊记者对药品流入市场的环节――药厂、药品经销商、医院、药店、患者进行调查,求解药价攀升的真相。
  
  患者:为药所“累”
  
  除非你是比尔・盖茨,否则你跟破产之间仅有一场重病之隔。
  ――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有多数破产者是被猛涨的医药费用所拖累,领导这项调查的一位教授如此感叹。
  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吴先生生活得并不轻松。2005年3月16日一早,吴先生例行来到位于北航附近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进行化疗。
  去医院进行化疗已经成为了吴先生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每周3次的化疗早已令吴先生感到身心疲惫。据平日同他熟悉的邻居介绍,自从吴先生诊断为肾病以后,他的脸上就鲜有笑容。平日看到他经常是一脸的苦相。
  据邻居介绍,吴先生本来生活得还算美满,家庭也很幸福。但是在十年前,他不幸得了慢性肾病,大大小小经历了不少的手术,而且换过两次肾。
  据吴先生回忆,发现自己得了肾病以后,他陷入了一度的恐慌当中,当时已经失去工作的吴先生承受的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更有甚者则是经济上的日渐拮据。
  “我患病的时候,已经没有工作了。患病以后,一切的花销都需要自己来承担。当时,我姐姐家比较富裕,他们经常接济我。我第一次换肾所花的钱也是我姐夫帮我出的。”
  吴先生是这个小区的低保户,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因此一些繁重的工作都做不了,一直都待在家。而他的妻子现在在清河毛纺厂工作,吴先生的妻子现在也是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收入也不多。一个月辛辛苦苦下来也就几百元钱。
  2002年,北京市的一位政协委员得知了吴先生的事情,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协商,吴先生原先的单位答应给他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但是,没有工资。
  尽管吴先生换过两次肾,但是,一直以来都是需要做化疗的,“我一次化疗需要花费300多元钱,平均每周需要进行两次化疗。有时身体好转了一些,我也会要求医生适当减少我化疗的次数,毕竟一次的费用并不便宜。”吴先生同本刊记者谈到,“我们家80%的收入都花费在我看病上了。”
  吴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吴先生化疗的费用高达2400元,除去报销的那部分每月吴先生还需要支付1440元。药费的开支为每月500元左右,其中,吴先生需要自己承担300元左右。
  谈到药价的时候,吴先生也是一脸的无奈,“现在药价太贵了,以前,我每月花费的药费也是现在的一半,以前我经常吃的比较便宜的药都没有了,好多次,我去药店购买,药店的人都告诉我,我要的那些药都已经没有生产了。而现在我所用的药价格比以前贵了很多,但是剂量却比以前少了很多。”
  
  吴先生一家过着拮据的日子,周围的邻居也是有目共睹。吴先生的邻居赵女士同记者说道:“他妻子每次买菜都是到清河农贸市场去买,那里的菜不是便宜吗?他妻子也是十分会过日子的人,平日里十分节俭。我们也经常给他们一些不穿的衣服,很少看见他们两口子买衣服,穿的都是旧衣服。”
  吴先生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我的孩子也是比较懂事,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也是同我商量,说自己要考师范大学,因为她知道师范类的学校是免学费的。现在孩子利用课余的时间在外边当家教。看到孩子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真是觉得父母亏欠了孩子。”说到这儿,吴先生的眼泪又一次在眼眶中打转。
  “我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高额的药费、治疗费让我不堪重负。”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吴先生说的这句话一直揪着记者的心。
  
  药厂:“出厂的价格并不高”
  
  药品流动链条中第一个环节便是药厂,一位在药厂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透露,药品出厂价格是受到严格限定的,但一到市场上就疯涨起来,出现了“产药的不如卖药的,卖药的不如开药的。卖药的、开药的又一起剥夺吃药的”怪现象。
  “药价上涨有经济发展拉动的因素,比过去贵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药价涨得太离谱了,10倍、20倍、100倍,这完全背离了商品的价格变动空间。”某位制药厂的老总如此感叹。
  一般药厂的药品零售价格都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批过的,国家对各类药品都有一个最高限价,低于这个价格可以,如果高于这个价格那是不允许的。
  据业内人士介绍,药品的出厂价格由药品本身的成本价格和厂家的利润构成(药品的出厂价格=成本价格+药品生产厂家的利润)。而药品的出厂价到批发价之间存在15个利润点(批发价=出厂价×1.15),批发价到零售价之间也存在15个利润点(零售价=批发价×1.15)。
  如此这般算下来,某种药品的实际零售价格构成为:药品价格(零售价)=(药品成本价格+药品生产厂家的利润)×1.15×1.15。
  “药品从出厂价到零售价之间的近30%的利润都转嫁由药品的购买者来支付。”西安某药厂的工作人员同本刊记者谈到,“近30%的利润也仅仅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的,在实际中,利润有时候会更大。”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大多数的药厂都直接同各地的药品经销商联系,各个厂家都找自己的独家代理商,而没有找代理商的一些厂家则是在该地区设立办事处,由办事处的几名办事人员来负责该区域的药品销售工作。为了鼓励多销,某些药厂会从自己的利润点中拨出来一部分让利给药品销售商。如药品销售商一年的销售额能够达到100万的话,药厂会考虑多给药品销售商返一个点或者更多的利润。
  西安某药厂的一位工作人员同本刊记者介绍,在各地找经销商的好处在于,经销商本身对于该区域比较熟悉,人际关系也处理得比较顺,这样对于药品的销售本身是有好处的。
  北京某药厂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也透露,前几年,该药厂想要拓展西部某地区的销售市场,在企业内部针对是否在当地找经销商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该药厂还是在当地找了一个药品经销商。
  “当地的药品经销商,他们在当地的销售渠道都是畅通的,有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到了,这一点的优势是很大的。”用这名工作人员的话说,“而如果我们药厂委派自己的销售人员去进行市场开发的话,会存在一系列的困难,还不如将这部分钱省下来作为销售奖励来给经销商呢,药厂最终目的不就是销售额吗。”
  为什么药厂一再降低自身的利润,还继续生产呢?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虽然我的利润降低了,但是药品经销商给我的是现款,我的资金回笼会很快,我就会将现金投入生产,资金周转很快。”
  药品经销商拿到中间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经销商从药厂拿走药品时是用现金支付的。但一般情况下,药品进入医院以后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得到回款的,一般都要拖两三个月。在这期间所承担的风险则要药品经销商来承担。
  据了解,我国自1997年起至2004年底,8年来16次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其中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达到15%。

  对于国家8年来不断地降价,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而对于药品经销商的挫伤也不大,相反,损失惨重的则是药品生产厂家。业内人士坦言道:“药品生产企业最害怕的是国家实行药品降价,每次降价药厂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中间环节却丝毫没有损伤。”
  
  医药代表:利润非我一方独占
  
  医药代表作为药品流动环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药品的销售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常隶属于药企的销售或市场部门。理论上,医药代表的职能主要是在生产药品的企业和使用的医院间起信息沟通的作用,一方面跟踪药品在临床中使用的情况,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回企业;另一方面,又将药品研发中的最新成果及时报告给临床医生,这一职位和职能中外皆然,并无特殊。只是,目前中国的医药代表似乎变了味儿,在很大程度上已和药品推销员等同起来。
  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在美国原产地只卖人民币0.8万元的血管内支架,到我国后却卖到了1.8万元,扣除税费及医院赚取的管理费,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
  
  而从业的医药代表却觉得颇为委屈,他同本刊记者谈到,“都说药品的利润被医药代表得了,这是天大的冤枉。”
  目前由于我国鲜有自主研制开发的药品,市场上同类药品的竞争十分激烈,想要将某种药品打入大医院,前期的工作必不可少。“我们的工作在药品招投标前就要开始,首先要同该医院上上下下打好关系。”医药代表王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
  “我们的攻坚阶段还是集中在招投标过后,一般医药代表需要将80%-90%的精力都投入到医院这个环节中。”王先生说。
  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医药代表的眼中呈现出金字塔似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他们需要攻克的不仅仅是塔尖――医院的院长,还包括金字塔的中间部分――各个科室的医生,以及作为金字塔底层的护士等人员。
  医药代表想要打开市场必须请客送礼。比如,一盒成本只要几元钱的药定价100多元,每推销1盒可提成20元。这20元要给医生5元,给药房主任1元,还要给临床科主任、统计处方者。这还不算为了向医院打进这种药品而必须先给院领导、科主任一次性送大礼的钱数。
  记者的一位供职于药监局的朋友更是说:一种药品从出厂到最终到患者手里,价格翻10倍是很正常的!这即是说,医药代表将部分中间利润用来打通上上下下各个关节,以使销售渠道畅通。如此,在药厂――分销商――医院等各环节间形成了一种利益的默契,
  最终的结果就是将高昂的费用加在病人身上。
  
  医院:用回扣平衡心理
  
  如果说药价攀升全部发生在中间环节中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非医院这个环节莫属了。
  一位已经退休的医生同记者谈到,在医院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医生给病人开药并不是从患者的需要出发,而是将其同自身的利益――“回扣”联系在一起。
  有些医生会毫不掩饰地开出三张处方,一张给病人报销用,一张给患者用来取药使用,最后还有一张则是留着月底同药厂来结账用。有些医生光开药方吃回扣这一项,每月的进账就可以高达上万元。
  在医院里,医药代表整天就像苍蝇一样在各科穿梭,进出诊室、办公室、治疗室,如履平地。有的就在诊室里与大夫谈起了交易,不仅有开方费,有些医药代表还会为医生报销出租车票等。
  这样,有些科室主任会安排医药代表在科里的例会上讲课,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让大家认识该药厂的药。在会上,一般的大夫都会收到一些小礼物。这样,在开处方时,在应用同类可选择的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的药物中,医生们才有可能青睐其药。
  所有的药在进入医院之前,必须过药房主任这道关。显而易见,药方主任也是医药代表“光顾”的对象之一。
  医药代表即便是顺利过了药房主任和医生这两关还不意味着药就可以变成现金。有时,医生开了医嘱以后,患者却在药房拿不出药,原来是药品库存出了问题:库里的存货没有及时提前提入药房。
  于是,宴请医院院长、科室主任、药房主任乃至与药品销售环节有关的一切员工已成为一种常规,“大大小小的神鬼都得拜到”,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卡壳、翻船。
  而医药代表们也绝对“赏罚分明”,到月底要与“开药大户”大夫特别联络感情,对于开方时笔下多写了本公司药名的医生,为其报销发票,还有餐饮的账单,这一切自然要纳入到公司提供的活动经费中。
  为何药品回扣屡禁不止,从事了30多年医疗工作的解放军一五O医院院长高春芳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到,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培养一名医生需要漫长的过程。医学院的学生当上医生以后,还要投入很大精力继续学习。医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每天工作压力很大。相比之下,那点薪酬确实是很可怜的。因此,在医生中不乏有“学有所成”的博士跳槽到药厂卖药。年轻的大夫要买房、买车、养家糊口,而“回扣”可以令他们短期内致富,这样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面对如此的诱惑,有些医生也就“引鸩止渴”了。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医生面对记者时坦言,现在是临床医生开处方拿回扣;药房人员统计处方拿回扣;药库人员按药品件数拿回扣;药品采购人员或主要领导拿购销回扣;医院集体收受药品让利和好处。一种药品进入医院,落到患者手中必须经过上述五个环节的回扣。
  作为政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其履职两年中,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要整治药价虚高。
  在2005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高强透露,要从源头上控制医药价格,医药费用上涨过快是老百姓不敢看病的重要因素。据透露,卫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今年就如何整治药价虚高拿出详尽办法。
  药价这匹“狂奔的野马”何时能真正地被驯服住?人们将翘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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