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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牡丹亭》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评论(0)|2015-04-13|发布:mantan |收藏

  《牡丹亭》创作于1598年,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主要通过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与贫寒书生柳梦梅之间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呼唤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的浪漫主义思想,因此,《牡丹亭》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从十一年前起,明帝国已经开始出现老态。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问题已然开始暴露。但庞大的国家机器仍在照常运作。同时,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到文学、艺术、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这无疑为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手工业从业者的数量也逐渐增多,这就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壮大。随着这一阶层的兴起,更多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戏曲也兴盛起来。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牡丹亭》的出现及受到人们热情的追捧,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实际上是借用北宋的时间描写明代的社会人情。从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北京第1版)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中,薛嫂儿为孟玉楼向西门庆说亲的时候提到“青春年少,守他甚么!”“有他家一个嫡亲的姑娘,要主张着他嫁人”,作为主角的孟玉楼在应对西门庆时的淡定、从容,张四舅抢夺箱笼时一众街坊领居的反应等场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对寡妇再嫁这一当时的“敏感”话题,出现了支持与反对两种观念的对抗。而在第九十回“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中,当西门庆死后,众姬妾作鸟兽散,孟玉楼再次以再嫁之身与李衙内结为夫妻的过程,说明这时的妇女具有了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而社会对再嫁这一现象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除此之外,明代在社会生活方面还出现了一种著名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男风”(也做“南风”)盛行。明中叶之后的男性同性恋风气,随着当时社会淫逸纵欲之风蔓延泛滥而风靡一时。明代同性恋风气首推宫廷,大致以明武宗皇帝为分界,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明武宗以风流昭著,不仅沉迷女色,其男色之好亦堪称明朝帝王之最。他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娈童,外嬖满前,男宠不计其数。除明武宗外,英宗、神宗、熹宗等,皆有“男风”之嗜。明皇室的这一龙阳之好对同性恋在晚明的迅速蔓延,起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明代中晚期,男色之风开始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他们捧狎优伶,蓄养娈童,玩弄男妓,不仅不排斥同性恋,反而视之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在士大夫的倡导引领之下,晚明的同性恋倾向习尚成俗,在广泛的下层社会成员中同样无处不在,家奴随仆,娼优伶童,狱犯刑徒,士卒兵丁,乞丐流民,甚至寺庙僧院之中,都存在着许多的同性恋故事。正所谓“男风”盛行,雌雄莫辨。
  而这里就涉及到明代的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这一爱好在当时能被认为属于“风雅”的范畴,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
  从上述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放诞、反叛的朝代,而这个朝代,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上巅峰、中央集权空前强大的一个朝代。《牡丹亭》正创作于这一时期。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使得它也流露出鲜明的反叛的色彩。这种色彩,在女主角杜丽娘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女主人公杜丽娘生于官宦之家,她“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丽娘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终日独守闺房,行动没有任何自由。
  风华正茂的杜丽娘表面柔弱顺从,内心却不甘于这般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丫头春香的“怂恿”下,杜丽娘偷偷来到了后花园。明媚的大自然唤醒了她的青春热情,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生命和春天一样美丽。然而美丽的景色和自己的青春却都无人欣赏,于是杜丽娘发出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感叹。这不仅仅是杜丽娘对美丽春景无人欣赏的惋惜,更是她对自己美好青春转瞬即逝,而又无能为力,不能自主的苦闷之情的抒发。这样的开篇让我们不由地对杜丽娘的境况产生了深深的同情,而造成丽娘悲剧的不是她的父母,正是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自由的封建伦理制度。《游园》一出,有力地表达了汤显祖对封建制度扼杀美、扼杀青春的无情揭露和批判。
  而在此时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发展的如火如荼。与《牡丹亭》主题极其相似的作品,笔者认为当属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该部戏剧中,年仅13岁的朱丽叶大声地对自己的情人说:“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偏偏你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中世纪的欧洲,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朱丽叶此言,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而在结尾,朱丽叶选择了和杜丽娘一样的方式——为爱而死。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使得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但这些惊人之处,绝非巧合。
  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人的现世价值,把人从神的奴隶变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朱丽叶和杜丽娘在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勇敢、果断的一面。在当时欧洲男权至上、明代理学心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背景下,她们用死这种绝决的方式,积极地追求和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被世间无谓的束缚所累,听从生命的感召,顺应时代的发展。
  但是,东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两本书中是不一样的。《牡丹亭》其实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当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后,跟柳梦梅成亲了,柳梦梅还得去考状元,杜丽娘也做起状元夫人来,柳梦梅与老丈人杜宝的矛盾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内部家庭矛盾。皇帝赐婚意味着这个婚姻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肯定的。最终,有情人的终成眷属是建立在对封建制度的妥协的基础之上。汤显祖个性解放的思路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某些特别戕杀人性、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
  尽管如此,汤显祖仍是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先行者。《牡丹亭》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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