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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担忧中国民间高利贷“崩盘”


2015-06-17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中国民间借贷”成为外国媒体竞相报道的关键词。一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若干篇相关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也在其中文网站上不断刊登相关的专栏文章。路透社、法新社等海外通讯社也紧密关注和中国民间“高利贷”有关的各种新闻。
  
  借贷放贷皆疯狂
  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诸多相关报道中,《民间借贷:中国小企业的救命稻草》一文对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文中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3366家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共安排了约2875亿元的人民币贷款。相比之下,去年同期,1940家此类机构共发放了人民币1249亿元贷款。文中还援引业内专家的话指出,实际的数额还要更大,因为官方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反映出全部的民间放贷活动。
  在分析为何民间借贷增长如此之快时,文章认为,2008年底世界经济开始动摇之时,中国计划注入约5860亿美元的信贷,用来保持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铁路和其他国有项目上。虽然部分大型银行公布小企业借贷量增多,但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制造商说整体信贷依然紧缩且昂贵,目前的情况是,融资问题已经导致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小型制造商陷入破产。
  文章以民间担保人戴卫东为例说明该问题。“尽管有担保和抵押物,很多银行仍然不愿向小企业发放贷款。我想做大,但银行没有钱。”戴卫东指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被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吸收100元的存款,银行只能贷出78.5元。
  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无法从银行贷款,许多缺乏资金的企业转向吸纳个人和企业巨额资金的地下借贷市场。
  “对中国富人而言,将存款以36%以上的年利率贷给企业,要比钱存在实际利率为负的银行划算得多。”路透社说。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另一篇题为《中国企业为何热衷放“高利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抗通胀措施或许已导致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的业务增长势头放缓,但却为那些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创造了条件,因为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正为了求生寻求高利率的民间贷款。”
  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向指定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人的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委托贷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文章举例翔实,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月份以20%的年利率,向一家酒店运营商发放了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交易利润约占上半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一。最令人侧目的例子之一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曾掏空现金用于放贷,而这些资金本应用于扩大啤酒业务。
  报道称,“相比于投资,企业宁愿选择放贷,这在中国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收紧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问题,这通常就给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压力,促使它们从非正规贷款市场融资。”
  
  变味的高利贷
  中国民间借贷,也就是外媒笔下的“高利贷”,为何会引起如此关注?这与其规模过大有直接关系。香港《信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的数据称,温州的民间极为活跃,近90%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借贷,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人民币。法新社引用瑞士信贷银行的观点说,在他们看来,此类非正规借贷市场的规模已高达4万亿元,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指出,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企业手头吃紧的时候,只能借亲戚朋友的钱救急。”福建泉州一家民营外贸企业的负责人戴炳坤告诉记者。“从去年至今,受各种成本上升、银行信贷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资金链绷紧,发达的民间资本成为企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般来说,民间资金拆借大多是企业、个人的应急之举。但随着民间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丰厚,资金的流向已经变质,甚至没有人关心钱流向了哪里,只在乎高额利息能否到手。
  今年8月5日,一个名叫刘斌的人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声称自己在建阳市参与了高利贷案件,涉及本金近10亿元,另外还涉及利息近9亿元。8月5日下午,得知刘斌已投案的消息,另一名主要嫌疑人――建阳市人大副科级职员项庭兴也到建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南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季光耀向本报记者透露,经初步调查,刘斌为该案源头,项庭兴为其主要下线之一。已查明的本金总额为4.6亿元,涉及利息账目过于繁杂,目前仍无法准确统计。
  据刘斌交代,自2008年起,他开始以向当地一家明星企业“森岚木业”供应木材为由,隐秘地向周边熟人集资,声称“一起发财”。随着资金在多个人之间层层转借,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传销模式的上下线链条。
  整个链条的每个层级所获收益不等。最初一级的普通资金拆借者,一般能拿到1.5~2分的月息(月息1分即月利率1%,年利率12%),每往上一级,转手再拆借都要加一两分,最上线一般有月息8~9分。季光耀说,此案中最高利率甚至达到了每10天10%;有一笔借款,年利率竟然达到了700%。
  早期刘斌还能维持高利贷链条的运转,但到今年5月份之后,由于利息率太高、窟窿越来越大,资金链断裂后的刘斌自知无法脱身,只得向公安机关投案。根据调查,他所涉及的4.6亿资金一部分已被挥霍掉,另一部分流向市场无法追回。
  而向森岚木业供应木材,则完完全全是刘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刘斌只是在2008年初向森岚木业供应过50多立方米木材,此后与森岚再无生意上的往来。为了骗取资金,刘斌收买了森岚木业的2名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就对外编造大量收购木材的假象。同时刘斌与下线接头时,往往反复强调要“单独做,不要告诉别人”。
  笔者了解到,在刘斌下面形成了3名主要下线,每个下线又平均牵涉到70~80名不同等级的下线,总共涉案人员已达200多人。案发之后的十几天内,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到建阳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资金损失。
  季光耀向笔者证实,8月11日,上海松江钢材市场一名建阳籍女商人自杀。原来,今年春节,这名女商人回到建阳老家,听说有这么个赚钱的好门路,立即以3分月息向身边亲戚朋友融资,再以4~5分的月息转借给刘斌。得知8月5日刘斌投案,自己借来的钱血本无归后,这名女商人一下子心理崩溃,自杀身亡。据这个女商人的丈夫透露,她经手的资金大约在2000万~3000万元左右。
  
  亟需监管
  此案在建阳城内造成巨大影响,街头巷尾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名叫叶宝宝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地的民间资金拆借,月息从2分、3分甚至到1角不等。建阳高利贷案涉及面已不限于本地,还波及到周边的建瓯甚至上海等地。
  建阳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正是刘斌的三名主要下线之一。他向公安机关交代,明知正当行业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额回报,但仍抵御不住超高利润的诱惑铤而走险,“说到底就是想钱想疯了”。
  事实上,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建阳的高利贷案件并非偶然。今年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福建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类似高利转贷、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频繁上演。而据香港《信报》报道,连月来,温州出现严重的暴力讨债,数以十计的企业老板四处“逃亡”,更传出有银行人员涉嫌诈骗携款逃走,“金融秩序隐隐然有失控之势”。
  路透社也刊文表示:“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温州,今年民间借贷尤为疯狂,因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一个月内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主‘欠款跑路’,不过这只是一个区域缩影。”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充斥其间。
  李文溥等相关研究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快将存在已久的民间金融纳入正常监管与保护,降低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以此维护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监管,必须在其经营资质、利率空间、信用审核、风险防范、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明确。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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