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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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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0)|2014-02-04|发布:fonia |收藏

  内容摘要: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古典经济学那里归纳出来“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假定之一,用“自利理性”替换了斯密的“人文理性”,使经济学走向数量化、工具化、“科学”化,取得了“主流”地位。金融危机表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几乎不受节制地在全球的蔓延,与主流经济学抛弃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当今全球经济中存在的乱象,呼唤经济学回归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充满伦理的经济学,我们应当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东、西方的经济学成果,扎根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挖掘提炼鲜活的理论素材,致力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 键 词: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张晖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霆,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研究员;翁恺宁,上海临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震荡和冲击,也给思想理论领域带来震荡和冲击。主流经济学在危机面前暴露出其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将人视为“经济动物”的方法论缺陷,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洞察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很好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因此,它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时,把资本的贪婪刻画得深刻且易于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有深刻的解释力。处在这样一个“事件透析”的认识档口,联系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自觉主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管理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诸多影响,需要我们客观地加以评价;与此同时,也需要认真地检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传播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重新温故人文精神之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的丰富意义,扎根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挖掘提炼鲜活的理论素材,给力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人文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人文意识是和人类历史同时起源的。动物也能表现出对“他物”的关怀,比如动物的母爱,种群内的互相关心——保护幼崽、兔死狐悲、勿伤其类,等等,这些都是动物本能的反映。人起源于动物,关心后代、关心群体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可以说是“兽性”的本能反映。人类起源以后,随着实践活动的开展,人的意识开始和兽性相分离而独立发展,逐渐发育转变为人类的自觉意识,这是人文意识的起源。这时期的人文意识表现为对自然的反应,对自身的思考,对群体关系的认识。

  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在欧洲古希腊文化中已经孕育着民主、平等的人文意识,颂扬人的理性力量的人本思想。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是万物存在,不存在是万物不存在”,[1](P192,218)把人从自然界、动物界分离出来,把人看作是万物的核心和衡量万物的标准,强调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观点出发衡量一切事物,这无疑是对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高。这样的认识是朴素的,也是本质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古老的希腊哲学话语,完整的含意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解读。第一,人身方面,人必须有人身自由,人不能成为他人的奴隶。把人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也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第二,精神方面,人必须有精神自由,人不能成为神及其代言人的奴隶,就是要把人从蒙昧、蒙骗中解救出来,这是文艺复兴所倡导的。第三,物质方面,人必须有物质自由,人应当追求理性,追求科学,用发展生产力来克服物质世界的限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也是启蒙运动倡导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人文主义的完整含意,可以归结为人文主义的“三大原则”。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正是体现人在这三方面的自由。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文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文主义者用各种文艺形式批判了宗教对人精神的束缚,表现了人的的精神觉醒,还原了人的本来欲求,促使欧洲的社会意识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在强调精神自由、回归世俗的同时,也开启了感官刺激、享乐主义和各类拜物教的大门。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为古典经济学的人文特征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强调人的自利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人文关怀——同情的意义。斯密在1759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在他的这部成名作中,斯密以“同情”为主要范畴,论证了美德的起源、重要性和可能性。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斯密论证了人的自利性有助于社会发展。斯密认为,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利行为一定会促进群体的发展,导致整体福利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发展。斯密本人对于《道德情操论》无疑是非常重视的。尽管《国富论》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斯密并没有忽略《道德情操论》,他在晚年还对这本书作了大幅修改,在临终前两年推出了第六版。并且,斯密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临终前将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资料焚毁了。因此,可以说,尽管后人把《国富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高度推崇,但斯密本人并不偏爱《国富论》,而是把这两本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斯密认为,人是自利的,也是具有“道德、情操”的。在《国富论》的体系中,富有同情心的人的自利行为将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促进了别人的利益,两者统一的基础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斯密进而认为,自利是符合社会道德的。“所以,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P27)可以这样说,斯密的两本书为自己的“自利人”加了一个约束条件,那就是“自利人”必须有“道德、情操”,需要遵守经济原则之外的道德规范、良知规范。这是人文主义对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以配第、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把价值的形成从自然领域转向人的领域,在经济学中把自然和人文两个因素沟通起来。配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命题,意识到了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人类的劳动。斯密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创造价值的是生产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李嘉图则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在价值源泉的问题上,他比斯密前进了一大步,明确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存在很多争议,但在把劳动者和商品价值联系起来,从而使古典经济学具有基本的人文精神这一点上,无疑贡献巨大。古典经济学不但科学地界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确立了经济学的人文精神,为马克思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做了重要的准备。

  需要说明的是,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和人的“自利理性”是分离的,而不是有机结合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文精神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唯一科学途径。因此,古典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是不彻底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最终留待马克思去解决。

  二、“理性经济人假定”——主流经济学走向工具化、数量化的起点

  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经济人”这个概念,而是有道德约束的“自利”人。后人把斯密的“自利人”理解成“理性经济人”,这样的“理性经济人”所遵从的“理性”,不是道德和良知,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所谓的“科学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斯密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帕累托、马歇尔等把“自利人”进行了抽象,剔除了古典经济学对人的伦理、道德的讨论,建立了“理性经济人”的范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认为,使福利增加的就是好的,使福利减少的就是坏的。由于在均衡状况的情况下交换双方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均衡状况又是以完全自由竞争为条件,所以,自由竞争符合社会利益,也最具有道德属性。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两个假定之一加以确立,《经济学原理》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从此,主流经济学基本不再把价值理性——道德、情操、价值、尊严和平等等问题纳入讨论,经济学彻底挣脱了人文主义的制约,在理性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理性经济人”奉行的是经济规则——诚信交易并获得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价值理性——经济活动中的人文关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给了马歇尔所创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当头棒喝,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倡导的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逐渐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缪尔森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起来,把主流经济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教科书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理性经济人”获得了更加严格的形式化表达——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

  作为解决人类社会生产问题的学科,经济学与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自然学科强调工具性,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求证世界的客观性、肯定性、系统性、普遍性、检验性,有所谓“工具理性”之说。其最根本特点是实证性,与价值观无关。而人文学科则强调目的性,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求证人的价值。其最大特点是非实证性,即主观性、个别性、模糊性、难以量化等,有所谓“价值理性”之说。经济学既是关于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关于人与物的关系。既然是与人相关的学科,必然同时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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